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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州内公路建设项目被迫叫停；州立公园、海滩和名胜古迹将于本月5日被迫关闭，约4．5万名政府雇员将处于“待业”状态———因为“预算”经费不足，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7月1日签署一项行政法令，“关闭”已经没有权力支出任何预算的州政府。美国媒体评论说，州政府因预算问题被迫“关门”的局面在该州历史上绝无仅有。（《东方早报》7月
3日）
有些媒体在报道这则新闻时，使用了“政府破产”的字眼，其实这一事件虽然是政府财政危机，但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一场政治争斗。因为导致新泽西州关门的原因在于根据新泽西州宪法，州议会必须在7月1日前通过一项平衡预算方案，否则州政府将无权使用任何财政开支。然而，州议会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并没有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就预算案达成一致，无奈之下，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当地时间7月1日上午下达了“关门令”。所以，这一“关门”并非是政府破产。
现代政府组建的理论基础是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是由每个人让渡权利所形成，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是民意的产物。实际上，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权力虽然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但政府又是必须存在的，因为民众需要政府保障社会秩序，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没有政府的存在，人们可能又会回到原始社会，回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没有政府的存在，这在一个现代复杂而大型的社会中是无法想像的。
我们看到，新泽西州尽管下达了“关门令”，但实际上，包括警察局、监狱、精神病所和儿童福利机构等在内的关键部门仍然可以处于运行状态。在西方民主政治下，对政府的财政危机主要是通过监督，通过对政府领导人的“问责”，通过使用增加税收、发行债券等方式解决。不可能如同企业破产一样，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最终消灭债务，消灭其资产，消灭企业的法人资格。
类似的政府“关门”危机，在美国的州政府发生过好些次，但都没有导致州政府所谓的“破产”。2005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政府从7月1日也停止办公一段时间，原因也是州议会无法就州政府新财政预算方案达成一致。而更早在200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意见不一，共和党反对任何加税计划，而民主党则坚持必须增加税收、减少花费，双方僵持不下，预算案最终搁浅。这一事件也导致加州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之中，几乎陷入关门的地步。
然而，在美国、俄罗斯等联邦国家的破产法中，的确是存在市政府破产的规定，但市政府的破产不是简单等同于企业破产，更不是政府法人资格消灭、政府停止工作运转。从这些国家的破产法规定来看，联邦以下各级政府在无法偿付到期债务时应当被视为破产，无力支付的联邦以下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协商的债务重组、改组或重新筹集资金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当一个州或市寻求破产保护时，其财政管理可以置于法院监管之下，以确保充分的债务调整计划的实施。与企业和个人的破产立法不同，联邦以下各级政府的破产程序是不包括为偿付债权人的债权而清算政府资产的内容。所以，这种政府破产并非清算政府资产，最终让政府终止运转，而是寻找更有效的让政府摆脱财政危机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
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一些乡镇政府，一些领导人因为大吃大喝导致政府陷入财政危机甚至外资不抵债的事件时时见诸报道，如海南省临高县马袅乡政府拖欠当地酒店餐款两次被起诉，与博厚镇合并后旧账一直未还清，但博厚镇党委书记（原马袅乡负责人）符开华继续带头赊餐费。为此，临高县委决定给予符开华全县通报批评处分。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等国的市政府破产的规定，来治理这些大吃大喝的现象。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地方的权力源于中央权力，因此，地方政府所谓的破产，实际上是在减免了地方政府的债务，从而使民众产生对地方政府信誉的危机，进而影响到中央政府的信誉。因此，在我国，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加强对于政府财政的监督力度，二是要推进民主政治，让民众能更换那些使政府财政陷入危机的政府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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