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潘岳

　　什么是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 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思想，正逢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威信大大下降；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能力仍然强大；全球资本化的急速发展使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提倡的福利政策受到严重挑战。社会主义受到挫折挑战的同时也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在急剧加大，生产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失业，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生态系统也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对等级和压迫，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对工业文明的矫正和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传统生产力发展之日，就是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成熟之时，人类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目标永不过时，社会主义必将卷土重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多注重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取决于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人与自身的和谐就是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身和谐的外化，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向往自由、要求权益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要求权利规范。两种需求能否协调一致，能否归于和谐，是现代社会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被人类劳动涉及的自然界也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能反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个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系统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系统，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基于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再认识。任何和谐社会都是一个拥有巨大凝聚力的社会，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可持续发展是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取得巨大成果和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基本结论，与我们以

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另外，西方文明价值观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系列原则本身并没有缺陷，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价值原则被虚伪化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既摈弃了以神为本，也摈弃了资本主义在以人为本口号下所掩盖的以钱为本，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吸纳和批判超越。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即斗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只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产生的阶段性表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理论归宿。在新世纪里，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重新认识到共产主义在追求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现实价值。如果说世界新社会主义运动是试图在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超越的话，那么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现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和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本质的认识的提高形成的。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节点，是“世界问题复合体”。环境与人口、资源彼此作用，共存于一个复合生态循环中，环境问题是一个人口与资源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又主要通过生产、消费和分配环节进行联系，因此环境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进而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到全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的变化，解决不好就会使社会人文与社会道德伦理受到威胁，因此环境问题就又反映为一个文化问题。环境问题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整个社会实践，强调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全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为占有更多环境资源，各国在方方面面进行着激烈博弈，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就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就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就必须革新传统技术体系，将这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就必须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革命。这场综合环境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理念。2004年日本发表了《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就此诞生。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致力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形态。就中国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开放有序的贸易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倡经济和环境双赢，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最小化，将这种负荷和影响控制在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良性循环。

　　环境友好型社会

　　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胡锦涛同志2005年指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点，在于基本价值观与解决问题的原则完全一致。二者在价值理念上都主张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者的社会伦理观都区别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区别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将人文精神、法律制度、经济技术、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整合为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赢的强大力量；二者都坚持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体现社会关爱，遵循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外发展的五统筹原则；二者都要求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公平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综合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

　　胡锦涛同志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ＧＤＰ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大力开发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产业，需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与高新科技，需要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双赢，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平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至于说到人与自然和谐，那本来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却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如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次是据此重新制订我们的战略发展目标；再次是据此设计我们的制度机制；然后再据此指导我们各专业领域工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若要更新思想文化体系，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寻找源泉。

　　（一）确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方向

　　西方国家爆发生态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反思生态危机的成因，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消费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种强大的征服掠夺自然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深刻地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绿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文明对大自然无限制的索取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解”就是“和谐”，两大“和解”就是两大“和谐”，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二个观点是阐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积极顺应只能是“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学说。马克思是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的，指的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结合。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人类的劳动量与生产资料量之间配置是否适当。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构造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了方向。

　　（二）奠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

　　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环境文化相结合，必形成一整套人与自然和谐、诚信友爱、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会奉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我们必须重新构建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看，完备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补充包容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规范，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们必须理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如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如儒家伦理道德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儒家和谐观与安定团结；如儒家变革维新思想与与时俱进；如儒家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如儒家节用裕民与艰苦奋斗；如儒家强本抑末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等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补的结合点。

　　我们必须理顺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二者互补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新的合力。我们应将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精神有机联系起来，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含义。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基，我们现有的道德资源就不足以解决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弊病。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借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

　　（三）重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思想文化观念一旦统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制订一个个战略目标，要把环境提升到整个宏观经济决策链的前端。

　　没考虑环境因素的战略规划必带来深刻教训。现有的行政规划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经济结构都在资本的作用下进行着重大的调整，如果我们仍然按照同一个增长方式，肯定要出结构性问题，肯定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我们应该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之中。综合分析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矿产、生物五大资源以及现有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进行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变过度开发为适度开发，变无序开发为有序开发，变短期开发为持久开发。

　　我们应该重新调整国土规划。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制订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发展目标。

　　我们应该确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同时实现资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与经济高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场新竞赛。循环经济的发展政策不仅深刻影响国家经济的走向和抵御未来风险的潜在能力，而且日益延伸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国际政治诸多领域。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循环经济能否成功。

　　我们应该迅速制订新能源战略。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并获得成功，而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新能源战略是我们能否走出环境与经济“非此即彼”困境的惟一出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四）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支撑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支撑的基础，首先在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

　　环保公众参与将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

　　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我国环境立法虽多，但管用得少。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地位。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例如《环境保护法》就应修订成纲领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大法。

　　民主法制建设的内涵是公平。环境公平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基础。实现环境公平，首要是建立一整套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环境公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环境公平的基本途径，就是资源被产业化或资本化开发的同时，应对资源地的民众给予一定比例的股权补偿。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除上述制度建设外，它还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例如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起来；例如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此外，还要求我们制订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如官员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众参与监督制度。从长远看，还要制订国民环境教育制度，即通过一整套环境友好理念教育传播机制，去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消费方式、道德素质。惟有如此，才能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得以真正实现。这是个理想，虽未成现实，但决不能变成空想。要做的事太多，必须一件件地做起，关键是今天今时今刻从我们开始做起。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历史任务，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阶段性目标，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为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要实现这一指标，就必须实践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体现在先进性上，而“先进性”三个字体现在“可持续”这三个字上。凡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生产力，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凡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最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扩而言之，凡可持续强盛的民族就是先进民族，凡可持续执政的政党就是先进政党，凡可持续领先的理论就是先进理论，凡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就是先进的生活方式，凡可持续和谐的社会就是先进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就是先进社会。

　　（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