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荣誉从哪里来

　　日前刚刚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将国人的目光又一次聚集到了有关院士的话题上。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愈演愈烈的“院士崇拜”现象。这些，表面上看体现了社会对知识、人才的尊重，但这里面蕴涵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对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来讲，能拥有几个院士，也象征着其科技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的补贴自不必说，车辆、住房、科研资金等平时不 好解决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与院士的高收入相比，社会上对院士的追捧更令人担忧。一些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各种咨询会、项目论证会都少不了受邀院士的身影；一些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少不了院士的声音；国家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科学成果评奖、评价更是要有院士到会。

　　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一个教授在成为院士之后再难见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就不奇怪了。但这与院士这一最高学术称号是不相符的。

　　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经济奖励制度，使院士的称号与许多利益划上等号，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的现象，许多人由评院士到争院士甚至“跑”院士。

　　目前院士评选中不仅存在友情票，而且公关现象也极为严重。由于院士选举条例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取消资格。因此此类现象已不多见，而更多地采取了比较隐晦的形式。其中，由单位以集体形式进行公关的现象颇为泛滥。

　　说到底，各单位不遗余力在评选院士时进行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上院士之后可以进入争夺科研项目经费的圈子。比如“863”、“973”等大型科研项目的分配直接关系到科研经费的分配，最后演变成了院士之间的争夺。而因为院士能进入这个分配圈子，所以各个单位抢着疏通关系让“自己人”进入院士行列。

　　“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项目经费再说”的思维定势导致很多项目资金的投入落地无声。据报道，在北京市科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何祚庥院士曾经公开这样一件事，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而对“

空气污染是自行车造成”这样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作为院士，有的人手里握有很多的项目，其中不乏“863”项目，但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呆在实验室里与学生一同攻克项目，而是每日忙于各种应酬活动。回到实验室，听取学生们研究出来的成果，然后拿着这些现成的东西向上级汇报项目的实施情况。

　　科技就是生产力，这样研究的“科技”又谈何生产力的进步呢？

　　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要出大错？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调推选学部委员工作的开展与延后，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的相继揭晓，社会各界对院士制度的议论和质疑一再升温。对这场事关“院士信誉危机”的争议，有关权威人士认为，一方面说明现行院士制度有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我国的“院士”制度具有天然缺陷。首先是等级制。几乎公认的是，院士相当于副部(省)级。院士成了最高学术称号，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官本位”又使科学研究带上了行政化的色彩，院士拥有的特权自然会导致崇拜，滋生腐败。

　　“院士”制度的另一弊端，就是院士制度的终身制。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削弱了推动创新的竞争原则。

　　科学研究本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打破权威的过程。院士制度成为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为了加强院士队伍建设，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中国科学院在2005年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此次“两院”院士大会期间，专门讨论了“院士队伍建设”问题，并修订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进一步改革、完善院士增选制度。只有当院士真正回归于学术，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院士选举的内耗与负效应问题，才能使全社会真正尊重科学、尊重真正的科学家。

　成万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