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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日前表示，由于美元贬值和抑制国内投资过热，人民币明年应该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很可能升值的幅度很大。
当下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无疑是“美元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储备是黄金。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和黄金，但美国必须储备黄金。在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资产。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本位制中，美国人却可以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因为此，美元本位制成为了孕育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本源。
对那些拥有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央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股票或房地产。倚仗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自从19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到对美贸易顺差国的银行系统时，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被搁置在所谓制造业价值链(所谓“微笑曲线”)的低端。事实上，也就把中国经济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回顾一下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吧，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争论着经济过热还是过冷，通胀还是通缩，却很少有人注意为什么中国的投资和信贷会自2003年以来一直高速增长，对于形成这一格局的内外机制一无所知，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头痛医脚”的尴尬，一会儿调控的目标是“打捆贷款”，一会儿是“银证合作”，一会儿又是房地产。
2003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强了弱势美元的政策力度，大规模减税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使美国消费者信心大增。美元在2003年与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弱势美元使得美国进口时的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当年的贸易赤字达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而中国当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近40%，外汇储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亿美元，比2002年多出了1900多亿美元。为了兑换这1900多亿美元，中国央行就不得不增发超过1.5万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使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发放信贷的资金。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3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多出了1.2万亿。中国的货币发放大幅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与美元汇率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但当下的中国已远非1990年代那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了。随着调控导致的进口减速，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今年5月更是创下了单月130亿美元的新高。与此对应的是，M2余额2005年同比增长17.57%，外汇占款的增加至8187亿美元。
而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事实上进退维谷。2006年初，当美元又开始重新加大贬值力度之时，中国的投资和信贷迅猛，前5个月投资增速高达30.3%，新增信贷完成了全年计划的近八成，泛滥的流动性拉动房地产等资产暴涨。
面对如此困局，许多海派经济学家主张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和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这与美国的期望倒是不谋而合。但所谓“适度”本身就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汇率这个变量很大程度取决于预期，升幅不能满足多方国际投机资本的要求时，自我实现的预期必然使得更多的热钱涌入，升值的压力只可能更大；而升得过猛过快，投机资本赚得盆满钵溢，全身而退，将给中国经济留下的漫长而痛苦的通缩。
如此，自然是遂了美国人的心愿，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压力将会迅速消失，饱受诟病的“双赤字”总量会自然地急剧减少，因为中国为此买了单。可以预知的是，美联储就可以腾出手来再次削减利率，资产泡沫得以延续，“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秩序进一步得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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