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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我怎么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就因为买了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正相反，我是给银行打工的民工。”——身为广州高档社区业主并拥有体面工作、年薪10万的张旭（化名）向记者大倒吐苦水，“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收入者，”“我现在是苦苦支撑着。”（《广州日报》6月28日）
类似张旭这样虽然拿着高薪却拒绝认同“中产”身份、并且自我感觉“易碎”的城市中产者，无疑不在少数。记者采访发现，在众多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为什么这些被许多人看好甚至艳羡的都市白领们，纷纷倾向于“看扁”自己？
显然，表面优厚薪水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生活压力、风险预期，这是导致这种“易碎”心理的直接原因。以张旭为例，“虽然每个月能挣8000元，但扣除3000多的按揭款、物业管理、水电等费用，加上每个月还要给远在家乡的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每月实际上所剩无几，”张旭由此感叹：“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区，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从马路那边（民工聚集区）要跨过来可能很难，但要滑过去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你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
不断疯涨的房价，动辄天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有这些，早已是时下我们并不陌生的城市生活景观——既然它可以让那些社会底层群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为阻遏他们向上流动的经济瓶颈，当然同样也会时刻威胁着中产者看似体面风光的生活、蚕食乃至吞噬他们所谓的“高薪”，使其备感生活的“易碎”——“我一旦停止工作，现在的一切就不复存在。”而与此相佐证的一份最新数据是，在世界物价最高的20个城市中，人均ＧＤＰ在世界百位左右的中国却有两个城市入选。（《人民网》6月27日）
可见，当前城市中产的“易碎”，其实折射的是诸多公共权利——社会保障水平、公共品供给状况本身的易碎和虚置：住房、医疗、教育等等原本该为人们“遮风挡雨”，提供起码生活庇护、风险保障的公共项目，如今却成了个人需要赤裸面对、独立应付的纯市场化存在——为了买房，你得准备当20年“房奴”；自己或家人生一场病，就能迅速耗尽你的全部积蓄；产业化的教育体制下，“送孩子读书如赌博”……即便是在社会保障的核心领域——养老权益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由于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长期空账运行，目前养老金缺口已达2．5万亿元；为此，有调查显示，92．1％的人对自己“走不动以后”的生活感到焦虑，57％的人觉得养老还得“靠自己另外攒钱”。（《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3日）
其实，所谓中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按照最初发明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定义，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纯的收入、经济状况，还在于与其生活、心理和社会地位状态相连接的权利、利益。这意味着，要使“中产”成为可能，并且足够坚实而不是“易碎”，进而起到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表面薪水的多寡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撑最广大社会群体公共权利的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品供给系统，为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利益兜底，使之后顾无忧。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过上一份至少居有屋、病有医、老有养的体面、“中等”生活，无疑是人人所追求和向往的，然而，竞争的风险性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仅凭一己单打独斗去实现这种理想的脆弱性（当然少数大富大贵者不在此列），因此，除非我们尽快完善一个强大的社会公共支持系统，否则，不独中产阶层，而且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活，都难免“易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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