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效应和中国经济高增长极限

　　欧洲和美国经常向中国提出贸易问题，我们当然会为这些问题烦恼，但反过来想一想，这些问题的出现，何尝不是一种对中国的称赞，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顺差是一年比一年高，到2005年，已达1000多亿元的顺差。这说明，中国其实逐渐走向自由贸易，而且自由贸易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屡屡提议怎样去促进这个自由贸易，而且在政策曲线上越来越趋向于这种自由贸易。

　　巨国效应的优势

　　中国逐渐从一个施行自由贸易比较被动的国家，走向了一个主动施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在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中国和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种顺差主要是由像美国、荷兰、英国、

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承担的。为什么这些竞争力比中国更强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还出现了逆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种贸易理论，也称之为新贸易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随着规模的增大，平均成本会下降。假定两个国家的资源相同，只是国家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的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

　　在人口规模上，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国家，有13亿人口，这个效应在贸易上是巨大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能够买得起家用电器，那么这个家用电器的市场规模应该和人口更相关，和人均收入也相关，但相关程度没那么高，因为收入再多，不可能买一堆电视搁在家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耐用消费品的第一大消费国。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对于很多产品来讲，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消费品，中国都是第一大市场。

　　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月薪5000元以上的人占就业人口的12％。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能够购买像汽车、住宅等较高价格的产品。就这么一个群体，可以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这是一个具有强劲消费能力的人群构成的市场。这也是中国竞争力不如很多欧美国家，但在和这些国家的贸易中，能够形成相对优势的原因所在。所以，即使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不如很多欧美国家，但我们的企业享受到了巨大市场的一种好处，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巨国效应是如何增进中国竞争力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从公元元年到1870年，

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在世界上名列第一。在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3％。由于中国存在一个巨国效应，所以它有着贸易上的优势，所以它才会保持2000多年贸易上的优势和政策上的自由贸易趋向。

　　现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巨国效应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日本家电充斥中国市场。但日本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它们比较短视，只看到中国市场，所以实行高价策略，尽量攫取当下利益。这无形中给了中国企业比较大的回旋空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1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在彩电、

冰箱和空调等家电市场，市场份额已经占到60%到90%。

　　我们说这些数字时，一定要想到在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由于有了巨大的规模，企业可以享受产业的规模经济，这样就可以获得成本上的优势和竞争力上的优势。这是家电行业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中也会再现。

　　大规模市场需要更开放的自由贸易

　　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期会比其他国家更长，在1985年的时候，我写过一遍文章，题目叫《为经济高速增长声辩》，既然是声辩，我就提了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说，在二战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过特殊时期，这种特殊时期，我称之为经济高速增长期，大约能够持续10年到15年，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在10％左右。

　　当时，我以日本、巴西和“亚洲四小龙”作为例子来说明。日本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衰退，一直到今天都萎靡不振。“亚洲四小龙”是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夕，增长速度基本就停止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实际上就结束了高速增长期。巴西的高速增长只是十几年的时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约是30年左右。对比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观察，我们要问，中国的增长期还会持续多久？

　　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史中，几乎所有的获得比较良性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奉行过一种叫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保护本民族的，本国的民族工业，这是一个好处，通过保护，才能够去和比你更有优势的外国企业竞争，才能够发展起来，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一个国家在贸易中有持续的盈余，尤其是在以货币、贵金属为主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贸易盈余就等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你拿出去的是丝绸、茶叶，换回来的是白银，所以你的贸易盈余就变成了国内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如果你持续贸易逆差，结果就是你的白银在不断流失，结果是通货紧缩。

　　如果过度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施行的过程越长，贸易盈余就积累得过多，之后它会使国内的物价上涨。同时，由于货币充实，资本充裕，导致利率下降，这将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是国内的生产成本上升，因为物价上升，劳动力成本肯定在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的成本也将上升，最后将逐渐失去产品的竞争力；第二是由于成本充裕，利率太低，将导致资本外逃。钱太多了以后，你不能吸引外资，那么本国资本往外逃。本国利率太低了，相对而言，外国的利率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过度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就会走向反面。

　　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问题，日本的问题是一直存在贸易顺差，但这种顺差自身带来了弊病，这弊病就是刚才说的那两点：一是物价居高不下，二是由于物价居高不下，宏观经济政策很难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政策如果增大公共开支，目的是为了增加需求，但因为物价水平很高，再增加需求，物价会更高。

　　另外一点就是所谓资本充裕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低就很难吸引外国的资本，还有资本外逃的倾向，这个负面影响也影响到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这就是日本病。

　　再看“亚洲四小龙”，它们又陷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们的规模过小，劳动力供给有限，这将导致劳动力价格提高，劳动力价格提高的结果就是产品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

　　相反，因为中国是个规模巨大的国家，由于这个优势，中国可以较早施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兰德公司在去年有个报告，叫《中国与全球化》，报告指出，其实中国比很多国家开放，至少比日本和韩国还要开放，在贸易上和资本上都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更早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它的好处是要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这种弊端。但不要过度积累更多的贸易盈余，过多的贸易盈余对一国的经济是没有好处的。由于中国有巨国效应这种优势，所以恰恰是中国可以更早地去开放贸易，这样，它就可能避免过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弊端。

　　经济高速增长还可持续30年

　　归根结底，所谓的巨国效应，它的依据还是市场。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是不饱和的，还存在巨大需求，尤其在农村，许多家电产品的需求还处在启动阶段，汽车需求也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巨大的需求，这样一个需求，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城市化的需求，就是中国还有一个漫长的城市化过程。

　　从世界各国来看，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就是除了工业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城市化。中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率的增长指的是人口增长，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率增长是每年1.44％，这个数字就是说，加上城市自然的人口增长率，每年城市要新增2000万人，这个数字是巨大的。按照这个速度走，比如说我们将来有一个目标是80%的城市化率，在我看来这是个比较温和的城市化率，但也需要25年以上的时间。城市化需求是个巨大的需求。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说城市化是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和源泉。每年2000多万的城市新增人口，需要与之配套的设施也非常多，比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住房和住宅等消费品。这个需求每年需要上万亿元的投资，这样一个巨大的需求要持续至少25年以上，这样巨大的需求也会给我们带来连续不断的、巨大的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保守地来说，还可以高速增长20~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