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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前5个月增长30．3％，增幅在2004年实施宏观调控后首次迈过30％的关口。投资过热，这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顽疾，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显得格外醒目。“此快非彼快，应该客观地看待当前投资增速问题。”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王元京说，2004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幅也比较高，但当时投资结构不合理，中间大，两头小，引发了煤电油运等瓶颈问题，而且对国际市场初级品的需求、环境压力都比较明显。但这一次的高增长表现为投资结构比较合理，两头快，中间慢
，尤其是没有出现大的瓶颈制约，总的来讲投资结构变动符合“十一五规划”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当前投资的高增长，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必然伴生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投资增长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传递出的危险信号绝不容忽视。经济学家分析认为，首先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一方面，贷款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高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信贷规模的扩大。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势必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影响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此外，当前的投资增长也存在体制方面的缺陷。”张立群说，中国投资增长是依靠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模式。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投资机制和行为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市场方面，突出表现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等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政府方面，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多，对一般经济建设活动参与过多；财税体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项目、参与地方各类投资活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形成了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如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起伏，都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密切相关。今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为再度出现的“投资热”降温，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王元京认为，当前，必须坚决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坚持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对投资过热的宏观调控，要多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过去用行政办法调控投资没有解决投资者的经营成本问题，因此只要利润存在，投资冲动就会存在，投资增幅就会越过合理的门槛。“对投资增长一方面需要关注短期内拉动其加快的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稳定其增长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体制机制的建设，注重从根本上消除投资过快增长的根源。”张立群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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