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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将进一步下降，而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城镇经济转型引起的相对贫困人口数字却会逐步上升。城市和乡村的和谐发展将成为解决中国相对贫困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财经述评■张红力
从2004年度国家统计数字看，城镇家庭每户就业人数、农村家庭每户整、半劳动力就业人数从1989年到1990年代末期出现显著降低，至2002年以来便出现企稳的走势。与该走势匹配，城镇家庭负担就业人数、农村家庭负担就业人数在出现显著增高后，也于近两三年开始企稳。从就业人数的产业分布看，自2000年以来，一、二产业就业人数基本持平，没有显著增长，但第三产业增长就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基本格局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口明显下降，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增长加上城镇私营等部门就业人口的增长却远远不能填补这个下降的缺口，说明现有统计模式可能没有完全描绘出整个城镇就业状况的改变。以上的一些数字大体上符合人们对中国近年来经济与人口就业状况的理解：农业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就业人口过剩，城镇经济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在原有的城市经济单位大量重组变革中，就业人口的数量出现大幅波动。
显然，9％的ＧＤＰ增长似乎并未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似乎也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这将成为研究中国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经济发展，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将进一步下降，而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城镇经济转型引起的相对贫困人口数字却逐步上升。相比之下，前者在各级政府和包括世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努力下，正逐步得到解决。而后者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往往更为严重，但描述和分析却远远不够，解决的路径也不够清晰。
从过去二十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概括的历史文献中看到，有关中国城乡就业、城市化问题两条主线是：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农业富余人口的转移、城市经济转型与城市就业问题。经济转型加剧了就业矛盾，而如果就业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则将摧毁所有经济转型的成果。这两条主线交叉互动的过程基本上勾画出中国相对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这个困境的一面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体制性的错位。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中，城市首先是作为交通、贸易的中心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则催生了诸如曼彻斯特、芝加哥等这样的工业型城市。随着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工业型城市辉煌的历史大概不超过70年。中国的城市发展轨迹则处在这个转型中最尴尬的一段时期：超大型城市如北京，已经处于过度膨胀的状态，在人口、交通、资源等方面已经过度饱和，而小城市则发展迟缓，在产业结构、交通、服务功能等方面无法吸收和消化超大型城市的溢出效应。以鞍山、本溪为代表的以往的重工业基地逐步走向衰落，而新型的贸易型、服务型城市却迟迟没有成为经济成长中心。简言之，大量的城市在丧失工业功能之后，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很大程度上掉进依赖以土地批租等方式进行资源型扩张的怪圈，而这种ＧＤＰ的高速增长却无法创造新的就业，从而使得城市经济陷于高增长－低就业的陷阱。
困境的另一面是农业部分。中国农业生产的形态依然不同于目前的所有发达国家，基本上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框架下保持了典型的小农生产的模式。随着土地经营权或者使用权的流转，一方面会使土地相对集中，对农村富余劳动力产生进一步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会使得部分农民获得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初始资本，并将为农村金融和小额信贷提供最可靠的信用支持工具。这将是今后若干年内除了税费改革之外，农村改革中最有看头的一个部分，并可能将会为沉闷已久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助动力。
但是，解决农村问题值得指出的另一个要害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被触及，即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言之凿凿的论述，我想指出的是基层政府的人事过度膨胀，类似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增加了财政负担。农户经济由于其脆弱性，往往处在收支平衡的边缘，而在这个边缘之处，政府行为的任何一点扩张都意味着农户个人财政状况的恶化，从而将农户推向基层政权的对立面。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指出，各个国家曾发生过三种贫困：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购买力不足而引起的“丰裕中的贫困”；分配不当引起的贫困。中国面临的贫困毫无疑问是体制性的，是经济结构不均衡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反应，贫困不仅仅产生于农村，也产生于城市；不仅仅产生于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于经济的转型。扶助贫困，研究贫困，不仅仅要着眼于绝对贫困，更要关注相对贫困；不仅仅要着眼于贫困的数量表现，更要关注贫困的结构成因。城市和乡村的和谐发展将成为解决中国相对贫困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相信如果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将不仅仅是“亚洲的戏剧”，更将是真正的“中国神话”。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中国区主席、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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