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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我投降”——这是湖南耒阳市夏塘镇新江村村民伍建民死前一直重复的三个字。他在向谁投降？是谁在要他投降？又有谁，敢于直面并接受这样的一种投降！
他投降了，但依然必须死去。两声枪响之后，伍建民血溅街头。而在此之前，伍建
民只是一个农民。作为一个农民，他只是想阻止别人破坏他的田地的做法。他也许以为他是可以有理走遍天下的，但没想到，随后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血溅在夏塘的街头，染红了马上到来的父亲节，也浸洇着一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与伍建民因田地而起争执的，是夏兴煤矿董事长梁国成的姐夫李某。而嫌犯之一的李文，则是李某之子。按照死者家属的说法，伍建民是被煤矿老板买凶杀死的，“这是煤矿为了杀鸡给猴看，有组织有预谋的谋杀。”死者19岁的女儿更是悲愤地指出：“我爸爸成了煤矿老板立威的又一个牺牲品！他们太猖狂了！”（据6月20日《潇湘晨报》）
也许在警方的正式结论没有出来之前，仅凭这样的一方说辞，就将伍建民之死认定为煤矿老板买凶杀人，是失之偏颇的。因此我们只说“假如……”：假如伍建民的确死于煤矿老板买凶杀人，假如煤矿老板的确需要一个人的“投降”，所以执意要以伍建民之死来“立威”，以换取更多的“胜利”，假如这一切真的属实，那么由此透露出的利益驱动下的疯狂与泯灭，无疑都令人深思。
在此之前，我们都屡屡看到，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黑金”的煤炭，将黑心矿主变成了吞噬生命的魔鬼。无视安全的生产，置矿工生命于不顾的开采，事故发生后千方百计的隐瞒……已经使得每一块煤炭都滴着鲜血。在此背景之下，即使伍建民真的是死于买凶杀人，实在也没有特别奇怪之处。而且即使不是伍建民，也可能会有一个“王建民”出现。
我们这样说，是缘于这样一个前提：在煤炭行业呈现的某种非理性繁荣的利益秩序之下，矿主为了维护其利益获取的“正常”渠道，“不择手段”通常会成为他们惟一的手段。所谓“立威”，亦在于此。
我们可以适时重温登宁爵士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资本最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世事的基本视角或切入点，这就是“利益”。对于伍建民之死，必须这样去看，而对于更为艰难的煤矿安全的治理行动，也必须要在理顺各种利益的纠结之后，方可有所作为。这种纠结至少包括这样几方：国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矿主，地方经济，当地群众，等等。而所谓理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利益纠缠的格局之中，法律必须出现，监管必须到位，而该退出的则必须退出，该补偿的则必须补偿，该透明的则必须透明。
利益也并不总意味着必须依赖“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并不始终处于原暴力生态。持利益理性的观点者就认为，当人们能够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时，这种谋求个人纯利润的最大化的行为终将促进公众利益的增长，社会性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必使利益趋向理性，既是让更多的伍建民以及更多的矿工们免于蹈死的根本之道，也是破解我国煤矿安全问题的必由路径。惟此，财富才可有值得期待的品质，公民才可有值得预期的生命尊严。
具体到伍建民之死，我们的希望在于，一定得弄清，其到底有没有煤矿老板买凶杀人的背景，还死者及其家人一个公道。在一个公民用最后的生命与鲜血喊出“投降”的地方，法律与正义必须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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