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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经济参考报》报道，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的老况，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三星级酒店从事服务的工作，但每月收入却只有500元，除刨去交通、吃饭等成本，所剩无几。于是他辞了工作，一家三口申请“吃低保”，按重庆每人195元/月的标准，一家人每月的低保金达585元，不仅比上班的收入高，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净收入”，老况由此彻底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以低保度日。
据报道，类似重庆老况这样就业不如“吃低保”的现象，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存在。比如在西安，主城区的低保金标准已达到了每人200元/月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按一家三口吃低保计算，将有600元/月的收入。而在西安主城区的最低工资也只有490元/月，再加上“低保户”可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优惠政策，使低保成了“香饽饽”，吸引力明显比就业强。
就业不如“吃低保”，这一现象反映出了目前我们在实施低保政策及鼓励低收入者就业的政策上存在着制度困境。首先是一个家庭能不能全部吃低保？低保作为解决城镇弱势群体的一种手段，目前正与救助传统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人等丧失劳动力的救济对象相背离。近年来，有劳动力的无业失业人员已经成为“低保户”的主体，据报道，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已占低保总数的40%至50%左右，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这一比例更高。有劳动能力却依然申请“吃低保”，这存在着制度上的不公。其次是我们一些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低，劳动就业所得的收入还没有低保划算，也是对就业本身的一种刺激。一些城市也采取多种办法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就业，但是很多低保人员不是嫌工资低或工作不好而找借口推辞，就是以自己没有技术特长、属于“4050”人员而“自暴自弃”。
就业不如“吃低保”，这是现实生活中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助长了低保人员的惰性和依赖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就业的劳动者也是一种不公平，毕竟低保人员的费用是由政府提供的，而政府提供的低保又来源于广大劳动者的纳税，有劳动能力而不愿意劳动的低保群体的不断扩大，无疑是在啃国家、啃社会、啃广大劳动者，久而久之必将出现一些社会矛盾。
笔者以为，解决就业不如“吃低保”的制度困境，关键要在限制低保申请及鼓励再就业上多做文章。一是对于“壮劳力”，申请低保应严格限制，并非没有工作、下岗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请低保在家养闲。尤其是全家人都吃低保，也会让低保制度失去救助的作用，成为养懒的渠道。我们不妨以家庭为单位，实施就业或享受低保的政策，从而防止全家吃低保现象的出现；二是还要鼓励低保人员再就业，要根据经济发展条件，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与吃低保拉开一定的层次，使就业的收入有诱惑力，甚至应当允许低保人员从事小商店、小门脸、小修理的经营，并给予各项政策优惠，鼓励他们靠劳动自给自足；三是要有硬性的制约措施，比如政府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个人以种种理由拒绝就业，政府就应当停发低保，而不是一味地迁就、照顾甚至放任。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一些文化层次低、又无一技之长的人的确就业困难。但是我们的社会并非都是高科技岗位，也并非都需要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性岗位，社会服务领域还有很多的岗位属于“简单劳动”，属于必须有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一些保安、营业员、清洁工、家政服务、停车管理员等岗位，并不需要更多的技能和专长。对于这些岗位，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完全可以承担。关键要规范制度，讲清道理，提高这些社会岗位的地位和收入，以增强低保人员再就业的信心。
其实，就业不如吃低保，已经显现出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上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甚至存在着一些“漏洞”，而为一些人有机可乘。笔者以为，低保是救急不救懒，宁可吃低保而不愿意就业是对其他劳动者的一种不尊重，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值得引起我们管理者的深思。否则，不从制度上着手解决问题，单靠教育、动员、鼓励，难以有效遏制就业不如吃低保这种现象的“放大”和蔓延。
卫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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