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推荐：个人状况对政策的影响

　　作者：周其仁

　　那些位居要津的官员们的个人状况，究竟怎样影响到事关民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两段回忆录有助于我们一窥事情的究竟。第一个故事来源是陈祖涛的口述历史《我的汽车生涯》。陈祖涛先生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奠基人物之一。

　　话说1982年上半年，中汽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生产自己的轿车。结果，陈和“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在会上就发生了冲突”。当这位高官一再表述“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决不能为它开绿灯”时，陈祖涛起来质问：“你坐轿车吗？”对方答，“坐。”陈又问：“为什么你能坐，别人就不能坐？为什么你坐就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别人坐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位高干的回应更加可圈可点。“他冲着我大声说：‘陈祖涛，你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批判我，但是对轿车生产就是要像计划生育那样严格控制，不准多生产一辆。’”“结果可想而知，自己生产轿车的报告如泥牛入海”。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1941－1943年美国的

财政部和国会之间。弗里德曼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常常要带着研究出来的税制改变方案到国会作证。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一位议员的年薪是1.5万美元。”结果，“每当我们在国会委员会就拟议中的改动作证时，意料之中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1.5万美元。’”弗老对此不无讽刺地评论道，“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拟定的税率表总是以1.5万美元为基准！”

　　上面两个故事皆精彩。陈祖涛抓住了那位官员言语里的破绽，留下了一段令人尴尬的记录。相比之下，弗里德曼见到的那位美国议员，却分明是怕听不懂那些复杂的计算而把自己“绕进去”，所以对每个税收变动的建议，一概要求以他个人的收入为例来加以说明。

　　让我们把上述两个原型简化一下。第一种模式不妨叫“置之度外”，就是决策制定人在选择政策时，不依赖他个人的利益、经验和相关感悟。就靠中国老话讲的“天下国家”意识———那些铺天盖地而来、似乎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大原则”。

　　另外一种模式呢？就叫“设身处地”吧———先把自己的个人状况“设”进去，来点损益计算，也感觉一下政策变动的可能后果。

　　闲话家常，我倒更愿意“推荐”一下官员的“设身处地”。是的，这是一个谈不到道德优越感的行为模式———决定军国大事，怎么可以把个人身家放到前头呢？难怪就连弗里德曼，几十年后谈及他的那位国会议员时，在字里行间还不免露出了鄙视。

　　问题是完全不以一己之利为依归、又能够客观看世界的，可遇而不可求。如果实在遇不到，退而求其次，你选哪样？我考虑“设身处地”———虽然讲起来难上台面，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实用性优点，就是不容易让经济政策远离常识。说起来不容易相信，绝大多数事与愿违、甚至给经济带来巨大灾难的政策，形形色色之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严重违背常识。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