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仍需“改革开放”

　　■北京评论■崔克亮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6月12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说，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

　　那么，什么是公共产品呢？萨缪尔森认为，它是“指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私人物品的总消费等于所有个人的消费量的总和，在公共产品上，个人消费等于集体消费”。公共产品具有三个特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

　　公共产品的上述特性使得某些公共品的消费会出现外溢现象，消费者易产生“搭便车”心理，每个人都想不付或少付成本而享受公共产品。即使某种公共产品带给人们的利益大于其生产的成本，私人也不愿提供这种产品，只好由政府出面担当此职能。

　　具体到教育这个“产品”，义务教育应属纯公共物品，不具竞争性，对全社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性，无疑应属政府职能和财政供给范围。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已不属于纯的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属性与市场竞争性较强，个人收益率超过社会收益率。因此，适合采取“公共财政援助，合理增加私人投资，积极鼓励社会赞助”的原则。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投资结构也不合理。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2．8％。这个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亦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在我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竟达到37．8％。（周天勇，2006）

　　这样的教育投入，这样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真让人为中国能否有后劲“和平崛起”捏把汗。我们的邻邦日本和印度依靠注重教育图谋“崛起”的史实可以证明，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笔者今年2月就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请教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高度注重教育正是明治维新终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日本第一》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尔认为，日本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之所以能在百年间一跃成为经济、科技和文化强国，重视教育是首要原因。

　　印度曾是个幸运的国家，但却没能改变长达数十年的贫穷落后局面。直到最近，印度经济的腾飞才让人们重新开始审视印度成功的理由。

　　在印度Ｐ＆Ｇ公司前ＣＥＯ古尔恰兰·达斯眼中，印度之所以成功的理由只有一个：民主制度下重视教育的结果。在这个人均收入还与中国相差50％左右的国度，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是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读书。遍布全印度的这些私立学校正在孕育促使印度“崛起”的生力军。

　　反观中国，《教育法》中“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规定，注定了民办教育萎缩的命运。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就像1978年的

中国经济一样，需要的仅仅是“改革开放”而已。“改革”就是变革现有的公共产品生产体制，加大对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投入；“开放”就是放开对民办教育的种种限制，举全民族之力以共兴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