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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我的亲舅舅遭遇了药价虚高的戕害，我也许现在还在当医药代表，稳稳地赚着每个月几万元的收入。舅舅从一个当地屈指可数的小富翁，到最后实在拿不出一分钱治病而服毒自杀的惨痛经历，深深地震撼了我。舅舅死后，我彻底告别了医药代表生涯……”本报“撕开医药惊人黑幕”系列报道陆续见报后，一位自称可以实名形式揭露黑幕的读者，向本报记者打来电话。6月3日下午，记者在一个僻静的农家小院，见到了这位颇具神秘感的特殊读者。
医药代表“倒戈”
赵忠诚，湖南衡阳市祁东县人。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原因，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大热天还穿着一件西装。“我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身体已经吃不消了。”赵忠诚自我解嘲道。
事实上，赵忠诚年仅36岁。
欲“打破药界潜规则”之前，无论是他的亲人，还是朋友，都有人劝他别那样做，但赵忠诚说：“药价虚高使得老百姓看不起病，最后只能死路一条，而我，竟然也是这群凶手中的一个。以前还不怎么觉得，舅舅的死，让我有了最真切的感受。”
赵忠诚的舅舅，在1996年患上了一种叫牛皮癣的病。患病之前，这个当年还只有46岁的壮年汉子，在当地经营一些生意，每年有好几万元的收入。为了治病，几年时间，这个原本富足的殷实之家，就背上了外债，虽然看了好多医院，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赵忠诚这时已经在从事医药代表工作，他先后共拿出3万多元资助舅舅。然而，高昂的医药费仍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舅舅一家从亲友家筹借的钱，转眼间又用得精光。
2003年清明节那天，赵忠诚的舅舅默默地从道县回到祁东县过水坪镇会塘村的老家，喝下了一瓶毒鼠强。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表达了对亲人的歉意：“我的病花掉了那么多的钱，对不起亲人……”
赵忠诚激动地说：“如果说药价虚高是‘杀死’舅舅的凶手，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第一次有了犯罪感。”
“医药代表很下贱”
1989年6月，年仅18岁的赵忠诚被招工到湖南祁东制药厂。4年后，因工厂效益不好，赵忠诚成为下岗工人，当起了医药代表。
赵忠诚说，早在10多年前，进出医院的病人就要为自己的病多付出好几倍的钱。他举例说，如果从医院里开出的处方药品价格是100元的话，一般情况下，进价也就30元左右。“医院里赚30多元，付给我70元左右。除开30元的成本，我还有40多元的差价，看起来利润蛮大。但这只是表象，其实，真正落进我口袋里的也就剩3到5元了。”
“剩下的钱哪里去了？”记者追问。
他说：“那些钱谁得了，我不好说。反正，他们都是医院里管药管钱的实权人物。我每次从医院里领出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按比例给他们送钱，要是送慢了，就绝对不会有下一单生意了。”
“做医药代表其实是一个很下贱的职业，好多次，哪个医院的实权人物深更半夜一个电话，我就得赶紧去为他们唱歌、跳舞或是喝茶、吃宵夜买单。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提款机了。”赵忠诚说，时间一长，他自己良心上开始过意不去。
发誓打破“潜规则”
也就在赵忠诚为自己的职业苦恼，“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他的舅舅因治病债台高筑服毒自杀。就在这一年，赵忠诚毅然告别了近十年的医药代表生涯。4个月后，下定决心与药价虚高决一死战的赵忠诚，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医疗行业的潜规则，将真实的药价还原给社会，让患者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好药。2004年元月，赵忠诚从祁东县来到长沙，开了一家近百平方米的药店，取名慈善堂。
他开始广泛收集同一种药在医院的处方价格和实际出厂价格的差异情况，并通过“地下渠道”想方设法进货到自己的店内，再销售给患者。
在赵忠诚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药价对照表中(见附图1)，记者注意到，由上海华新生物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为辛洛尔(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每瓶结算价(进价)仅为5.50元，零售价是6元，但一些医院的处方价格却高达96元，是零售价的16倍。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由赵忠诚提供的这组药价对照表，每个品种的差价都在数倍之上，最低的也有3倍(武汉健民生产的小金胶囊)，最高的16倍，其余大多在6到10倍之间。
“在所有的病人中，最不容易的是肿瘤病人。”赵忠诚说：“一个肿瘤病人的治疗费往往可以让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倾家荡产，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事实上，治疗一个肿瘤病人，药费这一块至少可以省下50％的钱。但现在很多肿瘤药比实际价格高出很多，甚至达到数十倍，这一点，病人自己根本不知道。”正是在这种为病人着想的考虑中，赵忠诚产生了开办一家平价肿瘤药店的想法。
画下药价虚高“路线图”
针对高达16倍的药品差价形成背景，记者与赵忠诚有下面一段对话。
记者：“从6元到96元，这样的价格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赵忠诚：“一个药品要到达患者手中，最多的必须经过14道环节的利润分配。这14道环节是：从生产厂家到全国总代理，以下依次是省级代理、地级代理、政府采购招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用药医生。进入医院以后，这个药品还须经过院长(同意采购)、药剂科主任(报计划)、药事委员会(审议)、采购员(采购)、仓库(入库)、财务(结账)。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使药品的价格成本提高。”
记者：“这些环节，除了正常的流通环节允许加价外，其他环节是怎样通过医药公司并使一部分利润流入到他们手中的？”
赵忠诚：“很简单。一个药品即使通过了政府采购招标，进入网上采购目录，但如果医院院长不同意你进院，药剂科主任不作申报、药事委员会不作临床鉴定、采购员不采购，这样的药是不可能进入医院的。进入医院以后，还得打通仓库负责人的关节，让他配合你进出货，最后到财务结算这个环节，没有一定的好处费，你还不能及时回笼货款。说句笑话，我以前做医药代表的时候，就连医院的搬运工我都不敢得罪，也要好好伺候着。因为，很多搬运工实际上都是医院的关系户，有的甚至就是院长副院长的亲戚。”
“曲线采购”叫板潜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是根本不可能对医生用药作任何选择的，医生开的处方有两个固定，一是药品品种固定，二是药品价格固定，患者在这种固定下，要多付出很多钱。”赵忠诚说：“在医院里用的药，到底价值多少，患者不可能得到真实情况，因为无从比较价格。有的人到药店去找同样的药，想看看药店的价格是多少。但事实上，药厂供给医院的药是不会供给药店的。如果有，那也是药店通过“地下渠道”，以所谓串货的方法进的货。这种情况很少。”
赵忠诚创办的慈善堂开业以后，就致力于打破肿瘤医院对肿瘤药品的垄断，试图从药厂进货，让患者以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同样的药品。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不得不采取被业内视为异端的串货手段，以曲线战略进行“地下采购”。
在一张白纸上，赵忠诚将他的这种曲线战略用图表形式画了下来。他形容这种做法是“迫不得已的地下工作。”
赵忠诚说：“病人往往在医院开了处方后，到药店来找药。我们的店员就会把情况告诉我。根据病人带来的药品包装上的电话号码，直接将电话打到生产厂家。一般情况下，我会以医药代表的身份，向对方说明是做某医院的，对方就会在一番盘问后(需要巧妙应对以免对方发现破绽)，有些药品需要交纳3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押金才会同意供货。货到以后，我就会立即上柜。由于是直接从厂家进货，没有其他流通环节的介入，因此，上柜的零售价就很便宜。”
“地下采购”应对药价虚高
谈到 “地下采购”工作，赵忠诚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1月，某医院有一种叫平消片的药卖得非常火爆，每瓶售价高达65元。赵忠诚便根据病友提供的药品说明书上的电话号码，打到生产厂家陕西某制药有限公司，厂家接到电话后说：“如果你是想做地区代理，开辟医院市场的话，必须保证不串货、不滥价，总代理供应给你的价格是每瓶11元，但要交每瓶2.50元的押金。”
经过一番了解后，赵忠诚发现当时长沙已有了此药品的代理商，但衡阳还没有代理商。赵忠诚便跟陕西某药品贸易有限公司联系，要求做衡阳的代理商。总代理同意了赵的要求。
赵忠诚把货款和押金汇到了指定账户，并在随后的几天内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批平消片。慈善堂当即以每瓶15元左右的价格(比医院便宜50元)上柜销售。正如赵忠诚所预料的那样，他的串货行为很快就被厂家发现，陕西方面要求赵忠诚立即停止销售，并没收了押金。
“我们这样的做法，虽然受到患者的欢迎，实实在在为他们治病省下了一笔不少的钱，但由于打破了通行多年的药界潜规则，直接影响了医药公司和医院的利益，医药公司和医院对我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各种威胁接踵而至。”赵忠诚说。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有人要整我们慈善堂，我还真的没办法。”赵忠诚说。他规定员工们不得单独外出，更不能行走在紧挨马路的一边，”我真担心有人会在马路上突然袭击我们的员工和我的家人。”
本报记者 朱春先/文 摄影记者 伏志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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