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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观察中国市场的竞争状况，除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经济性和行政性的垄断行为并存。
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尚未完成的国家，尽管地区封锁式的直接的赤裸裸的行政
垄断行为不再以显性状态出现，但仍然在一些地区以不同形式存在。在旧时月色笼罩下形成的公用事业或被管制行业中，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垄断行为仍然是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6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删除了行政性垄断章节，成为争议焦点。
《反垄断法》为何不对行政垄断加以规定？
“行政性垄断”的客观效果与“经济垄断”一样，都是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除非《反垄断法》更名为《反经济垄断法》，否则，以其应有的涵盖内容，《反垄断法》应该对行政性垄断加以规定。
即便不做字眼上的文章，《反垄断法》不应该也无法绕开行政性垄断话题。
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不能从其他方面解决行政性垄断的成因，出台一部不完善非现代的《反垄断法》，只能治标。对《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的力度、效果，民众仍会持怀疑态度。
一般认为，行政性垄断分为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两个主要类型。因此，应当在制度设计时有所侧重。对于行业型垄断，随着这些行业改革的深化和开放扩大，《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可以越来越大。因而，如何配置《反垄断法》主管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职责，将对《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否则，即使《反垄断法》对地区封锁做了规定，在执法环节也将困难重重，影响执法效果。
实际上，我国当前反垄断立法的难点不是在于企业的平均规模过小，而是在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只要企业上面还有“婆婆”，它们还分属于某部或某地方政府，企业就很难享有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很难塑造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只要企业进入市场还会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阻力，没有真正的投资决策权，《反垄断法》所追求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就会是一句空话。
也许，行政性垄断是与经济、政治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不是《反垄断法》所能够解决的；也许即使《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加以专门规定，也可能难以有效实施；也许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并无规定……但以我国的国情分析，目前改革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政府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行政垄断，《反垄断法》不对行政垄断加以规定，如何明其志，正其身？
《反垄断法》涉及行政权力配置、打击行政垄断、打击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等敏感问题，是否对行政垄断加以规定，正是有关部门之间矛盾的体现。
本报经济评论员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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