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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里埋
2004年，当丹尼尔·贝尔（中文名贝淡宁）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的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贝淡宁起初也有担忧，认为“来北京是个很大的挑战”，已
做好“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然而，两年之后，这位西方学者彻底改变了他的成见，认为“中国的学术自由让人吃惊”。（见6月7日《中国青年报》）
显然，贝淡宁先生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称赞是身体力行之后的由衷之言，而非恭维之语。说实话，他的“吃惊”，也让我备感“吃惊”：难道中国的学术自由真的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不过，冷静细想也就释然了。原来，贝淡宁所谓此“学术自由”，并非彼“学术自由”。
首先，不得不说，贝淡宁之所以“吃惊”，就在于他本来对于中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还保持着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思维，对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期望很低。比如，当有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关于民主话题的沙龙，他马上联想到“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并断然拒绝；而当他听有个学生自我介绍是“中央党校”来的时，马上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甚至特别留心观察其面目表情。以至朋友笑话他疑神疑鬼。这样一个贝淡宁，当他耳闻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亲身感受了高校里边超乎他想象的“学术自由”氛围，会感到“吃惊”也就不难理解。
贝淡宁所讲的“学术自由”，更多的是相对于他曾有过的“新加坡经验”。当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系主任要看他的阅读书目，并告诉他“应该”多讲什么，少讲什么；当他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而当他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而相比之下，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更为自由，没有搞过什么教案审查，课堂讨论学生也很自由踊跃，这样的自由难免让贝淡宁喜出望外。
但贝淡宁提到的种种“自由”现象，不过是“学术自由”的起码要求和基本条件。这样的“学术自由”比起思想一统天下的“学术不自由”当然是进步，但比起真正的“学术自由”就相形见绌多了。
而贝淡宁所谓的“学术自由”的内容，也是可疑的。比如，对清华4位博士生进行论文答辩，贝淡宁说“我没有为难他们”，因为他想起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当年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只有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还是其老乡，但他硬是没通过答辩。以至于后来半年，他一直在修改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也成了他的成名作。也许贝淡宁认为中国高校论文答辩轻轻松松、流于形式，也是一种“学术自由”。但是，这其实和“学术自由”无关，而事关学术规则和学术尊严。对于“硕士生满操场，博士生满礼堂”的现象，不知道贝淡宁会不会认为是“学术自由”的滥觞？
不得不说，贝淡宁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认识是流于表面的，而没有触摸到教育体制上的“不自由”。当然，这对于一个老外来说，是有些强人所难。但我想，至少他所谓的“学术自由”，罢招硕士研究生的贺卫方教授，闹出“德怀门丑闻”的朱苏力院长，以及愤而出走的清华教授陈丹青，都是难以苟同的。众所周知，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高校的独立自主。高校的独立自主，即意味着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与政府权力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享受相当程度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教授的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学术研究的自由、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学校治理的自由。而现有的高校管理机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术行政化，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合二为一。行政手段代替了学术竞争，学术逻辑让位行政思维，外部权力主导了教学资源的分配。如此体制下，遑论“学术自由”？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大概“学术自由”也是如此。而入乡随俗的贝淡宁，似乎对耳濡目染的“学术自由”非常满足，欣然接受。比如他现在已习惯称呼同行为“老师”，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样的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贝淡宁以此为“学术自由”，以至于乐不思蜀。他之所以“不识自由真面目”，大约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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