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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
“希望大家承担起培养和提携人才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重任，建设好学术梯队，为年轻人奋勇创新提供舞台，为年轻人加快成才铺路搭桥。”6日，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这番话，引发院士们反思。中科院院士苏纪兰说：“现在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钩。如非要给教授定个处级待遇，这很荒唐。”院士杨文采也称，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而非逼着科
学家们想要做官。（6月7日《中国青年报》）
苏院士这几句话中的意旨看似理性实则很感性。诚如杨文采所言，青年人才创新申请不到项目，很多项目都是所长、处长通过行政方式成为负责人，青年科技者都在给他们打短工。
人生苦短，青年人创新的鼎盛期不长，当他们的创新热情被“处级、厅级、省级”头衔的“长们”一次次浇灭后；当不当官不送礼，难以敲开科研项目的“潜规则”一次次折腾后；当他们目睹自己谋稻粱的大学校园里，几十个教授为竞聘一个处级领导的喧哗场面时，或许，在这些年富力强的青年科技人才的脑海中回荡的便只剩下茫然失意和无奈沮丧的悲情了。
给教授挂上处级待遇，初看起来很荒谬，但在当下，搞科研不当官的确不行。如果不和行政级别挂钩的话，不但仅有的科研项目难以搞掂，而且，科技人员所面临的物质环境就更为可怜。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官员的各种“特权”不仅难见减损，反而还有增长之势。比如饱受非议的“廉政金”制度和官车改革“车补”办法等，一边是口水汪洋，一边是“我补故我牛”。这种掌握着权力的人涉嫌变相给自己谋私的做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感，可以形成一种“磁场文化”吞噬着社会公平、创新、向上的动力元素。
如果社会各行业行政官员不管身处何方，各种福利待遇上，时时都有高人一等的“官感”存在，那么“官本位”毒草就根本无法铲除，甚至可能蔓延。为此，笔者建议，首先，我们应从打破社会固有的行政级别的某些特殊性入手，还官大就意味着责任大、服务水平高的为官精神内核。
再者，具体到科技创新上，国家应尽快立法，保护青年科技工作者独立的科研环境，保障科研工作者的生活、福利等。尽快修正一下高校中那些有“门路”的工人或大专的处长、副处长挂名科研领头人的地位，用一整套完善的监察机制遏制科学以外的灰色权力交易。
另外，在当前科研项目申请乱象频仍之际，可否制定出一条过渡性措施：凡是担任处级以上行政领导职务者，不得申请科研项目（但可自费研究课题）。说不定，这一招会让那些处座们吃起不当官的“回头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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