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草案）》被搁置另有其因？

　　■本报记者章剑锋

　　现在，关于《物权法（草案）》（下称草案）审议被延迟所引起的争议已不再局限于法学界，一些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呼吁立法的民主化，反对少数精英主导立法，要求对草案有关条文进行重新界定，以适应多数人的需要。

　　北京“乌有之乡”网站驻有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去年和今年，他们分别举行过数次研讨会，就草案文本挑出了许多技术性硬伤，这些硬伤包括立法技术和立法文本的质量、把某些学者的著述直接或间接变成立法、大面积翻版或重复现行法及西方立法等10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对笔者说，这些技术性硬伤是严肃的和不能回避的。

　　左大培是一位研究多种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对该法案不止一次提出修改意见。舆论通常认为，草案的搁置是

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所致，左大培否认了这一点。他向本报记者透露说，草案的搁置实际上是由一件更为缜密的技术性论证引起的。

　　他介绍说，在去年，一位驻在“乌有之乡”的学者针对草案整理了一份厚厚的材料，报送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这份材料中，拟审议的草案文本被分解得“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连标点符号和具体词汇都没有放过。其中指出的问题有：

　　草案是把“非独立”的所有制关系硬搞成“独立”的所有权法权关系，从而从法律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所谓“国退民进”中实现私有制的独占地位；用物权法上主体的权利“平等”掩盖或替代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从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确立私有制为主体开辟道路；把属于全民财产的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化解为国家机关、国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直接支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全部财产权能，实现了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合法地转入其他私人“平等主体”之手。

　　他们称这些是分歧的实质问题。左大培说，那之后他获知，草案可能由此会被搁置下来。

　　与巩献田的公开信有所不同，左大培等经济学家强调对物权占有的界定必须明细。他们认为，现有草案对何谓合法何谓非法的界定过于模糊，在没有明确界定非法与合法的前提下只对财产进行保护，“这是对原罪的赦免。”

　　去年，《物权法（草案）》文本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此前，基于各方面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常委会提交了一份近万字的修改意见。不过，经济学家们认为草案仍存在许多不妥当和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草案第四条规定说，“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法律规定不经登记即可取得物权的，依照其规定。”

　　该草案第二百六十条还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有权占有”，第二百六十一条则规定，“无权占有，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无权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善意占有”。

　　“我得证明你的财产是非法财产，我上哪证明？公检法很多时候都举不出证来，普通民众能举出证来吗？”

　　左大培说，举证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缺乏实际操作性。特别是要求普通民众去举证时，许多案件根本就是有证难举。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实际控制”者的不法行为，就可能使通过偷、抢、骗、贪污、侵吞而受“实际控制”的财产都成为合法财产。

　　由于《国有资产法》没有被制定，左大培对此也表示无法理解，他说，《物权法》在立法计划里实际上是排在《国资法》后面的，但现在却意外地被提到了前面。

　　左说，他不反对制定《物权法》，而且认为需要立法，但正因为需要立法，我们需要好好掂量怎么立一个合适的法，使之能反映公众长远的利益和要求，民众权益和公有财产这种立法价值不是几个法学家就能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