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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田晓林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许多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市场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为我国不断发展的经济需求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然而，也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种倾向，即公共服务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时，在没有改善产品质量的条件下，单方面提高价格，侵害消费者利益。如经济适用房定价问题、
出租车行业价格管制问题、高等教育乱收费问题。有的则在这些产品提供过程中管理失当，出现了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灾难事件。如煤矿经营者忽略安全措施执行、交通拥堵与车祸频繁等等。这些情况和事件，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影响不可忽视。这种现象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近年来，提“市场经济”的多了，提“社会主义”的少了，有的甚至惟恐避“社会主义”而不及。为更好地贯彻党中央执政为民，创造和谐社会的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必要结合实践，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以便寻找到当前改革攻坚的重点领域。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传统的解释是：（1）公有制；（2）计划经济；（3）按劳分配。与之对应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是：（1）私有制；（2）市场经济；（3）按资分配。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然而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无非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化版本。
社会主义学说从起源，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集大成，成为系统的理论，成为20世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理论体系之一。加上苏联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广为探索的理论体系。建国以来，我国执行的经济制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实践和探索。
站在今天看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的成果，恩格斯更加客观、更加理智地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顺次的，不能跨越。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分多一些。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前期阶段，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向社会提供极其丰富的产品，因而社会主义的实现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否则是冒牌的社会主义。虽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率先在生产力处于低级阶段的俄国取得胜利，其后的俄国革命也成功了，但是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苏维埃领导的国家，生产力发展依旧相当落后。比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典型的行业是铁路，铁路是大资本时代的象征。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描述的同时代俄国工业行业主要还是小手工业。
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新政权建设初期，都面临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为了对付威胁，这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强调集中一切精力和资源发展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为向重工业积累提供资源，农业部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将这段经济史从国防安全是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的话，就能够合乎逻辑地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政策。人类历史的发展，固然不是沿着市场经济理论核心——任何人均是理性最大化假设的路径发展的。政治领袖有其不同的风格和性格倾向，但是不管属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美景，还是改革开放的务实，都是最大化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从字面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社会就是整个人群，或曰群众；主义就是宗旨，目标。所谓社会主义的字面解释就是为整个人群提供最大化福利的宗旨。在整个宗旨之下，生产的组织方式（即生产关系）与当时的技术力量、人才储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即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是相匹配的。众所周知，公共产品之所以为公共产品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任何个人、企业或人群中的一部分人都难以完成的项目、工程或设施。国防、安全、救灾减灾、大型铁路建设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的生产力水平上，都没有任何一种人群的一部分能够完成（能够的意思包括有能力又有意愿，有能力而没有意愿，在此不算是“能够”）。
社会主义理论既不是少数思想天才家们的玄思妙想，更不是可以跨越生产力发展的一步登天的仙境。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在接受批评中前进，也在自我完善，美国也在改革。这一点，不仅从主流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连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顾准也早就提到过。当前，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仅就其研究的深入程度看，比前身是社会主义而正在转型的国家深入得多。资本主义的科技、文化和经济体的稳定增长速度，也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和可能。
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资本的循环，就不能实现财富积累，包括技术投资在内的投资就不能实现，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导致的生活改善和社会发展就无法实现。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历史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私有制下的一个典型代表。即使在未来社会中，抛开人们从家庭和社会继承的资源和禀赋不同，就是在个体智力、体力、性格偏好上也达不到一致的程度。资本将在人类活动中充当重新整合人际关系、重新分配利益的角色。资本的这个功能不会消失。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的实践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经济循环还是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逻辑关系运行的，只不过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转移到了国家手中。这种转移是通过国家计划定价实现的。作为定价转移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鲜见，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实现的。截至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试图探索发现一套全新的、实质区别于资本剩余价值理论，来统领全社会，并取得超过资本主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之前，只要上述人性禀赋没有变化，资本剩余价值理论仍将发挥作用。
可见，传统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是全新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理论假设需要完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作为20世纪被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在现时代，需要在逻辑上拐一个弯。只要将社会主义是尽最大可能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形态这个命题镶嵌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传统意义的人类理想国这个共产主义的范畴中，逻辑不一致的命题就可以得到改进和完善。命题的改进和完善，将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架设桥梁。
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四者之间相互融合和掺杂，已经为中国的实践所证实。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计划和按照人力资本对工资的不同定价，也是事实。因此，从所有制的形式看，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融合的方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但是，在传统理论上，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融合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这个问题，股份制是截至目前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但是，股份制仍难以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梦想。马克思曾经系统论述过股份制，但是对于股份制是否能够在将来成为实现公有制的有效途径，没有明示。此外，从全球股份企业实践发展的历程看，股份制也没有显现出实现天下大同的迹象。甚至，在正义不发达的地区和市场，股份制成为大股东盘剥小股东的工具。即使在道德、法律完善的社会，股份制也不可能成为实现产品极大丰富的途径。因而，股份制不能构成为实现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的途径。换句话说，在通往社会主义目的地的大路上，股份制并非畅通之路。而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最大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或机制，则能够揭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未来。
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客观的
只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共产品对于人群集体就会成为必需。即便是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人类梦想和现实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仍然需要有公共产品来协调。比如，即便轿车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生产，道路行车空间仍然是人们共同的需要，经济规律仍然需要公共交通系统提供服务。生产力极大发展，清洁的空气仍然是人们共同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解决私人与公众需要的冲突和协调之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最大化地提供公共产品，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大部分是私人活动。私人活动天然地抵触公共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活动的条件、必要性、内涵和运行机制，就是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由一群人所形成的共同需要，而这一群人中的任何个体或个体的组合又不能提供——当然由另外一群人提供就更不现实，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种社会制度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来提供。因此，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本质决定了这个提供过程是社会主义的。受资源约束，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公共产品产出的机制就是最优秀的社会主义。在私有和公共的混合状态中，私人之间的交易固然可以使私人部门的产出效率最大化，但公共产品的效率最大化问题正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多一些的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多一些的制度，自然资源禀赋不同，文化传承不同，技术能力不同，自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
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极大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认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力的物理形式是人。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调动劳动力积极性、发挥其创造力的最佳形式。因而，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标之一的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经济这种组织形式的参与。同时，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不是全能的上帝，它的应用空间有一定的局限。它经常失灵的一个最主要领域是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定价和管理等，必须由公共组织提供，在现代社会主要是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就纯粹的市场经济组织本身而言，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而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差异相对来说比较显著。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因而有必要着重研究如何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能够高效、大量、廉价地提供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改革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公共产品领域也是政府行为经常出现缺位和越位的地方。比如法律法规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但是我国目前执法不严现象并不鲜见。此外，在经济政策方面比如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等方面，也有许多有必要改进的地方。作为纯粹公共产品与纯粹市场经济的结合部，准公共产品的问题，其数量比纯公共物品多，分布的领域分散，涉及的问题有大有小，因而复杂性也就更强。因此，不光是我们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还没有比较好地解决，就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个问题也随处可见。又由于准公共产品领域与大众消费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因而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从而形成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对于准公共产品领域的改革，几乎需要一事一析，方有可能为我们在准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制定出比较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方案。准公共产品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如供电、供水、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行业，以及所谓优效物品，如公共卫生、住房、中小学教育、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娱乐设施等等。我们容易发现，这些领域也会经常掺杂着私营经济的成分，因此也经常成为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角力的舞台。这个领域也是市场化改革的艰难领域，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的力量，稍不留神，在上述领域就会出现过度市场化，从而直接伤害消费者利益。
容易看得出，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提供的公共产品质次价高，背后的原因多数时候是政府失灵。依据上面分析，可以推断，治理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政府失灵将是当前改革的重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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