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目的中国色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ＡＢＡＣ）2006年第二次会议侧记

　　■邹新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ＡＢＡＣ）总是给人纵横捭阖的感觉。1月底刚刚结束了在新加坡的2006年第一次会议，转眼又迎来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二次会议。

　　在本次ＡＢＡＣ会议的各场主题演讲中，“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主要话题。开幕午宴上，加拿大前驻ＷＴＯ大使、加知名律师行Ｌａｎｇ Ｍｉｃｈｅｎｅｒ ＬＬＰ的资深经济顾问Ｍａｒｃｈｉ先生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崛起是21世纪影响ＷＴＯ的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现在中国已和美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在经济高速增长、出口日趋强劲的今天，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Ｍａｒｃｈｉ先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的ＷＴＯ成员，在履行加入ＷＴＯ时的承诺方面可圈可点，许多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亦非常明显，这些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个拥有广阔市场的经济体，中国还缺乏高质量的市场开放承诺，市场开放的进度有待加快。他甚至不无幽默地说，在座的各位需要一起想办法去寻找开掘中国这座金矿的万能钥匙。

　　第二天的午餐演讲，中国氛围的浓厚更胜一筹。来自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Ｂｅｒｇｓｔｅｎ先生重点分析了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问题。他认为，世界经济失衡集中体现为中美这两个大经济体的贸易金融失衡。目前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顺差国，2005年的经常项目顺差逾1000亿美元，已接近ＧＤＰ的6％，仅次于德国1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水平。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超过了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一，按目前的趋势，年底将突破1万亿美元。可以说，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走势日益为世界关注，而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问题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典型的表现为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全球不均衡的风险增大，并将直接威胁到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最为明显的威胁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趋抬头，典型的如美国国会的舒默和格雷厄姆议案。从这个角度看，ＷＴＯ多哈回合（ＷＴＯ ＤＤＡ）之所以久拖不决，核心环节在于各经济体政府内部都面临着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导致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率先启动新一轮的全球化自由贸易谈判。从美国的角度看，ＤＤＡ谈判如果无法在2007年上半年之前结束，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因为届时美国总统的快速审批权将失效，且不能得到国会的重新授权。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世界各经济体尤其是中美两国需要切实采取行动来解决这种经济失衡问题，比如美国要减少过度消费，中国则应大力扩大内需、加快汇率制度改革并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而日本和欧洲也要着力于扩大本地需求。

　　按照惯例，金融组主席Ｊｏｈｎｓｏｎ先生在本次ＡＢＡＣ的开幕全会上作了ＡＰＥＣ区内及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他同样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中国。报告指出，200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石油等

能源的紧缺和价格上涨。即便如此，世界经济增长的失衡问题会有所缓解，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经济继续向好，亚洲许多中小经济体表现良好，日本经济扩张有力，欧洲经济复苏势头亦较为明显。尤其是中国在宏观政策的有利支撑下，经济将维持高速增长，成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经济界的角度看，2006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在于油价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威胁、国际间缺乏合作来彻底遏制禽流感以及ＷＴＯ多哈回合没有实质进展。

　　但有时对中国的“过度关注”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本次ＡＢＡＣ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2006年的ＡＢＡＣ临时报告定稿。所谓临时报告，就是ＡＢＡＣ每年11月递交给经济体领导人年度报告的预热版，其目的是为了赶在每年6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贸易部长会和9月份的ＡＰＥＣ财长会之前出炉，在这两次重要的ＡＰＥＣ部长级会议上传达ＡＰＥＣ工商界对未来经济领域的主要关注点，并督促政府切实采取相关措施来解决相关问题。今年ＡＢＡＣ临时报告的主题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围绕“世界经济失衡和投资自由化障碍”两点展开，分“推进釜山路线图以实现茂物目标、通过经济技术合作来达到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一个有利的贸易投资环境及强化与ＡＰＥＣ的联系”等四个部分来具体阐述。

　　在组稿过程中，ＡＢＡＣ金融组对去年年底ＷＴＯ香港会议达成的一种“多边要价”规则十分关注，一致认为这是ＷＴＯ香港会议的一大重要成果。为了表示ＡＢＡＣ对这项规则的支持，金融组协调人Ｗａｌｌｅｒ先生（他也是今年ＡＢＡＣ临时报告的主撰稿人之一）拟将一份由加拿大向中国提出的金融自由化要价作为今年ＡＢＡＣ临时报告的附件。该要价的背景是，香港会议上加拿大曾联合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及韩国等向中国提出过一份金融开放清单，同时他们也是这份清单的接受方，即倡议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及韩国等ＷＴＯ成员一起将这份清单作为金融开放的新模板，展开新一轮谈判，以期在金融开放上率先取得突破。

　　金融组极力支持这种新的“多边要价”机制事出有因。服务业是目前ＷＴＯ ＤＤＡ谈判进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按照ＤＤＡ要求，ＷＴＯ成员应在2003年3月31日之前提交改善国民待遇和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的出价，并在2005年5月之前对出价作进一步修改。但时至今日，只有65项初始出价和13项修改过的出价，且大部分都是2004年才提交给ＷＴＯ。目前服务业谈判主要有两大问题，即政府层面的意愿不强和谈判目标不清。同时由于服务业谈判采取出价要价方式进行，因此谈判决策权由各经济体政府直接掌控而非日内瓦的ＷＴＯ官员所能即时左右。而在一个经济体内，服务业谈判涉及多个部门，协调沟通成本很高，导致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达成多边协议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种背景下，ＡＢＡＣ便迫不及待地想表明对ＷＴＯ香港会议上出现的这种“新机制”和“新开放清单”的大力支持态度。

　　客观地看，ＷＴＯ范围内的相互要价甚至指责司空见惯，有些经济体的ＷＴＯ谈判员对一些不合情理的要价在台面上根本就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通过台面下的沟通或者干脆通过“冷处理”最后使“噪音”不了了之。

　　但ＡＢＡＣ报告和临时报告是ＡＰＥＣ工商界递交给ＡＰＥＣ各经济体领导人和各部长的年度“政策建议书”，带有明显的准官方味道，将直接标有“针对中国”的要价作为ＡＢＡＣ报告的附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首先与Ｗａｌｌｅｒ先生沟通，表示我们欢迎ＷＴＯ香港会议上取得的多边要价机制，这有利于工商界推动金融开放。但如果拿针对中国的要价作为ＡＢＡＣ报告附件，实在有失公允。Ｗａｌｌｅｒ先生曾在北京工作过三年，立刻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但他既不想得罪中国，又不想弱化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自身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的要求，对我说了一大堆诸如“这份清单不只针对中国，大家都是这份清单的接受者”的托辞，最后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其实我们对这点已经达成了共识。”直到第二天离最后定稿只有一个小时了，我却发现这个附件的内容只字未改，于是赶紧“逮”住Ｗａｌｌｅｒ先生，向他亮出了我们的底线：“ＡＢＡＣ中国代表王丽丽女士去年曾就美国代表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最佳模板和主要投资障碍’的提案明确表达了ＡＢＡＣ中国的意见，即中国正积极履行当时入世时关于金融开放的承诺，中国的金融开放甚至走在了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前面，这从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在内的中资银行海外市场拓展多年受制于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不公平限制政策中可见一斑，所以现在要将针对中国的进一步要价作为今年ＡＢＡＣ报告的附件，我们绝对不能接受。”Ｗａｌｌｅｒ先生还想继续解释，说“本意不是针对中国”。但经过几番你来我往，他终于同意只将此要价内容作为报告附件，而将有关针对中国的阐述全部删去。这样该附件实际上就转化为ＡＰＥＣ的21个经济体金融开放的共同目标，转移了对中国的压力。

　　当然，有关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亦是此次ＡＢＡＣ会议上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开幕全会上，智利代表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ｅ先生认为，2006年ＡＢＡＣ临时报告要强调加大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并表示美国方面就认定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走向；美国代表当即表示，美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如此表态；印尼代表Ｐｒａｓｃｔｉｏ先生则表示要在金融组会议上建议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专门讨论（后经过我们沟通，他在金融组会议上没有提及人民币汇率问题）。

　　目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在ＡＢＡＣ内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是智利、印尼等中小经济体的ＡＢＡＣ代表出于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出口迅猛增长给其经济体工商界带来较大挑战的顾虑，往往会在大会上主动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利用美、加等大国作为挡箭牌，希望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写进ＡＢＡＣ报告，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美、日、加及澳等大经济体的ＡＢＡＣ代表虽一直希望推动人民币汇率问题，但囿于本经济体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治框架，一般不会针锋相对地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来，在撰写相关报告时也都有“政治底线”（截至目前，没有一个经济体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操纵），一般采取间接迂回的方式来表达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意愿。

　　细细想来，本次会议上各方对中国的关注源于中国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ＡＰＥＣ及全球舞台上倍受关注的焦点，这既是我们的骄傲，也赋予了中国“沟通世界”的责任。

　　（作者系ＡＰＥＣ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的主要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