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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晦
在芳村区打工的文先生最近很烦恼，眼看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但他已到学龄的孩子却无法入学。“去年的时候，芳村实验小学的借读费才四千块，今年一下子就涨到了三万元以上，我们这样的家庭如何负担？”（5月25日《新快报》）
短短一年时间，广州一些省级小学借读费从4000块蹿到3万多，更有甚者达到6万多，对那些打工家庭来说，这可谓天价。可就是这样的天价，在当地教育局眼中却是“合理的”。对这个合理说，笔者寻思良久，实在想不出它合理在什么地方——难道在当地教育局眼中，这些打工者的收入也在一年之间陡然增加了10倍多？
广大打工者收入在一年之间增加10倍多，显然是天方夜谭——有报道说，二十多年来，珠三角地区打工者的收入根本就没增加多少。这个理由不成立，就只能用教育部某官员的“受教育如买衣服”论来解释了——有多少钱买什么价位的衣服，同理，拿多少钱上什么档次的学校，一言以蔽之，资源有限，有钱者据之。这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这里，姑且不说教育是不是应该按市场经济原则来办。我们不妨假设这种做法可行，按照当地教育局的逻辑推理——既然按市场经济理论办事，就应该彻底，就应该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而索要高额的借读费，恰恰是违背了市场原则的。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很多基本原则。其中，付出与收益相符就是之一。原因很简单，付出与收益脱钩将极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其潜能的挖掘，导致无效率。假如我们不健忘的话，大锅饭造成的集体无效率尚殷鉴不远。而我们果断改弦易辙，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恰恰为了纠正这种弊病。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尤其是那些扎根城市的农民，如新闻中的文先生已在广州工作生活7年多，固然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同时为城市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依靠世界上最低廉的民工群体，我们的经济，尤其是沿海城市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谁贡献、谁收益”原则，打工者理应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子女在所工作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就是天经地义的。
自己享受着外来打工者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却利用职权限制打工者分享这种成果，在道德上是绝对讲不通的。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道德却存在了很多年——就因一纸户籍，竟然让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外地打工者额外再交30000多元的借读费，天理何在？就因为拥有历史上遗留下的一纸户籍，城市人即使保留户籍移民外地，不再为这个城市做任何贡献，其子女也一样享受免费教育，公平何在？当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公平，同时就意味着失去了效率，这样的社会是道德的，是和谐的吗？
市场经济是很残酷的，拥有很多缺陷，如对弱势群体就很不利，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力免种种不公现象的蔓延和扩散，最大程度上维护公平这一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依据历史上遗留的户籍问题而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公，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政府部门的当地教育局不但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把这当作了敛财的工具。更可悲的是，尽管中央已出台政策加以纠正，这种做法却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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