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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金融监管者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许多情况下和国有商业银行坐在一起，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千万不要忘记，银行的国有资产不到8%，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千千万万储户。金融监管部门应当代表广大储户的利益，而不仅仅对国有商业银行负责。
只有摆正了这个关系才能在金融市场上保持公平竞争环境，不论银行是何种所有制，一视同仁。
有人说“一定程度上限制新的机构进入，保持银行牌照的市场价值，对于吸收新的投资者参与现有银行重组非常重要”。他们担心，如果开放了新的民营银行，那么现有的金融机构就很难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了。说穿了，就是为现有的金融机构圈钱。
为什么一旦民间资本和外资有了选择之后，就不再愿意入股现有的金融机构？除了采取行政手段推进的农信社改革之外，有多少民营企业自愿投资于现有的金融机构？如果金融机构的内部机制不佳，民营企业就算占有10%的股份，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民营企业对于当地金融机构的状况非常清楚，他们不愿意被绑在旧机制的战车上，更不愿意替现存的金融机构背包袱。尽管民营企业会千方百计地从这些金融机构中贷些款出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愿意成为这些金融机构的股东。
他们很清楚，一旦入股，他们可能就成了挨宰的对象。如今，能进入现有金融机构的民间资本基本上已经进去了，能圈的钱也圈得差不多了，尚未入股金融机构的民营企业早就拿定了主意，要不然就入股新建的民营银行，要不然就和金融业保持距离。
谈到银行牌照的市场价值，在评估资产的时候最通用的办法是资产收益还原法。如果某项资产每年收益100万元，市场资本回报率的平均值为10%，可以把这份资产的价值估计为1000万元左右。如果一个金融机构一分钱不赚，还背着巨额债务，按照资产回报率来说，这是负资产。目前有一些农信社资不抵债，不良贷款数倍于自有资本。这些牌照的市场价值是负的。只有把这些机构搞好才能谈到牌照的市场价值。空谈银行牌照的市场价值完全没有意义。
在没有建立健全竞争机制的情况下，注资农信社很难解决他们的内部机制问题。限制新机构进入并不能帮助这些农信社摆脱困境。只有放手发展新的民营银行，等民营银行成长起来之后才有可能通过兼并、重组方式来消化问题严重的农信社。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农信社的牌照才能恢复市场价值。
开放民营银行试点并不是为了增加几家银行。中国的金融机构数字并不少，再添几家民营银行也未必能改变金融格局。中国并不缺少银行，缺少的是有效的金融监管法规。金融制度分为三个部分：准入、监管和退出。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之中没有退出机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农村信用社，即使不良贷款高达70%-80%也没有办法叫他们关门退出。当初筹建农信社的时候，一窝蜂而上，既没有金融准入制度，也没有退出制度，最终导致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局。有效的准入制度必然建立在退出制度的基础之上。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只有不断地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活力。对于金融机构也是这样，如果不能让它死，当初就不应当让它生。那些死不了的金融机构必然产生道德风险，不管出了什么事情都赖在国家身上。民营银行试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新建一些民营银行来建立和检验包括准入、监管和退出在内的一整套金融制度。改造现存的金融机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涉及到准入和退出，对金融制度创新的贡献不大。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建立新的金融法规，要做到这一点，非开放民营银行不可。
金融监管部门希望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不要再出什么严重问题，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实践证明，在旧机构上引进民间资本确实有利于改进这些金融机构的管理，但是却很难在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运行机制。如果金融改革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改革的对象，在逻辑上就行不通。如果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旧机构的改造上，很难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
在对外开放之前必须实现对内开放，否则势必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混乱。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没有包括准入和退出，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
时不我待，必须抓紧开放民营银行试点，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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