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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长海
2006年5月10日，商务部条法司在商务部网站公布了《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规定（暂行）》（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新《规定》”）征求意见稿，该规定将在7月份出台。此草案是商务部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6年发布的《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旧《规定》”）基础上，结合2004年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修订
而成。该规章草案从行文上看比原来更加丰富，更有可操作性；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不正当低价的认定、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认定、处罚的依据、处罚的效果，甚至整部规章存在的依据和必要性等都是有待探讨的，并且该规章的许多内容是直接从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借鉴过来的，就连立法模式本身也是模仿反倾销协定的体例。笔者认为在我国没有被欧美等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如果依据“出口反倾销规定”对一家企业进行处罚，就会直接给予国外发动反倾销的证据，从而该产品可能会遭受几乎不能出口的“灭顶之灾”。这是本人的拙见，在该规定征求意见期间，抛砖引玉，以期共同探讨，为草案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议或意见。
新《规定》的制定依据是新“对外贸易法”，但对“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的认定又是参照“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从制定的目的来看又是预防国外的反倾销，从法律条文的内容看又是参照反倾销的规则制定的，那么，新《规定》到底是属于竞争政策还是属于贸易政策（反倾销属于贸易政策）？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地位？
在国际上，竞争法和反倾销法形成了两套不同的运行体系，因为他们的法律体系属性、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和价值目标是不同的。从法律体系属性来看，竞争法是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基本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倾销法是属于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制度的内容，其适用于进口产品。从调整对象来看，反倾销的调整对象是倾销行为，即“国家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竞争法主要针对的是企业之间的价格安排、损害竞争的合并和兼并行为、垄断行为。从价值目标看，竞争法追求维护市场有效的竞争，平等关注利益各方，维护的是社会正义，从这一点看，竞争法是中性的；反倾销法保护的是国内产业，虽然在确认损害时，考虑其他相关者的利益，欧盟甚至有“公共利益”条款，但这些都是次要的考虑，生产者代表的产业利益是第一位的，从这点看，反倾销法具有国家性质。
总的来看，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是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但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反倾销政策运用不当就会保护落后，阻碍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影响公平竞争，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利益，欧盟已经看到反倾销法的反竞争性，制定了“公共利益条款”，以此制约反倾销法的消极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是否能够得出新《规定》是属于竞争政策亦或产业政策？不能，因为不论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规范的都是对本国市场有直接影响的行为，而新《规定》的影响是在进口国，不适用出口国的竞争政策或产业政策，那么对这种行为，出口国应当进行规制吗？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行为如果真的发生了，进口国会用竞争法或反倾销法进行控制。我们也分析了，一些企业的“不正当出口行为”可能会对其他新企业的出口造成影响，但没有因果关系，根源在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而且这种“不正当出口行为”只有达到掠夺性倾销才可能引起国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它的特点是：先在进口国以低价销售，并在出口国内维持高价，当完全占领进口国市场后就提高价格，享受垄断利润。达到这一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能够完全垄断国内市场，并且还能完全垄断国外市场，即具有全球垄断地位，但全球有几个企业能达到这种影响？而且这种掠夺性倾销是没有必要的。据统计，在欧洲发起的反倾销案中只有3％是关于掠夺性倾销的，美国为4％。这3％或4％中还没有一起涉及到我国企业。
从各国的实践看，如果发生企业以“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出口国的竞争法是不适用的，所以，我国的竞争法也应当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前面提到的对出口造成的“贸易秩序利益”损害也是不成立的，但问题是这种行为已被规定在新“对外贸易法”中，看来是新“对外贸易法”出了问题，管了不应当管的问题，既然有了问题，我们还大张旗鼓把它作为制定规章的依据，是错上加错。
其实，在旧“对外贸易法”中并没有规定这个问题，许多人在不加分析的情况下，认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过多是由于低价出口的原因，但对什么是低价又没有做定性分析，也没有考虑造成低价的根本原因。我国出口产品低价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给予了补贴；企业没有遵守“劳动法”和“环保法”。但是我国遭受反倾销过多除了由于低价出口的原因，还有以下几种：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造成出口产品雷同；销售体系落后造成出口市场集中；各国滥用反倾销规则；国外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外贸发展过快；其他政治因素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才是我国遭遇反倾销的主要原因。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壁垒已经从传统的“两反一保”向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环境壁垒发展，传统的“两反一保”更多地为发展中国家所使用，发达国家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环境壁垒更情有独钟，因为它更节省成本和见效快。
政府应当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设置人为障碍。新《规定》如果出台将增加企业出口的难度，损益衡量，难以确定，很可能达不到立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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