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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烟草公司在连续几年被罚款后依然销售假劣货品？质量技监部门为何开展工作不顺利？专家认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关系是质量技监执法路途坎坷的根本原因。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烟草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连续5年销售劣质烟用农资，该县质量技监局在连续5年罚款都不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对其作了行政处罚。而烟草公
司则以“越权执法”把该县质量技监局告上法院。
烟草公司连年售假劣
2004年4月13日，禄劝县质量技监局在对烟草公司农用物资仓库检查时发现，该公司购进并销售的由“云南梁王山经济技术开发部实验工厂”生产的七友牌多元素微肥无产品合格证、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
禄劝县质量技监局立即对该微肥进行了封存，并将抽样产品送到了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检验结论显示：七友牌高效多元素微肥属于严重不合格产品。经检查，该不合格产品共计15吨，货值金额为89250元。
2004年7月6日，禄劝县质量技监局根据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下发的《关于开展“农资打假下乡”集中行动的紧急通知》，对禄劝县烟草公司实施了行政处罚：停止销售不合格微肥；没收被封存的5150公斤微肥；限期全部追回已销售到烟农手中的微肥；处罚款26.7万余元。
“事实上，（禄劝县）烟草公司已经连续5年销售不合格烟用农药化肥了。”禄劝县质量技监局局长盛云福告诉记者。
据盛云福介绍，2000年5月，禄劝县质量技监局就查出禄劝县烟草公司销售过期失效农药植病灵乳剂、赤星王等13个品种的产品，违法产品货值金额81万余元，该公司因此被处罚款2.6万余元。
2001年4月，该公司再次销售无生产许可证烟用黑胫清、赤星王等违法农药产品5310公斤，货值金额23万余元，被处罚款3.4万余元。
2002年1月，该公司销售不合格春叶牌微膜52.45吨，违法产品货值金额39.8万余元，被处罚款3.9万余元。
2003年，该公司仍销售不合格微膜271吨，货值金额237.2万元。至2004年，禄劝县烟草公司已连续5年有销售不合格烟用农资的行为。
盛云福告诉记者，为调查七友牌多元素微肥的具体情况，禄劝县质量技监局深入到该县九龙乡、汤郎乡等地进行调查，证实了烟农使用的七友牌高效多元素微肥是禄劝县烟草公司逐层下拨销售的，且肥效不明显。
在昆明市打假办2004年7月30日的打假工作简报上，记者看到《连年坑农 国法不容》的文章，通报了禄劝县烟草公司连续几年销售过期、不合格烟用农药化肥的情况。
禄劝县烟草公司经理熊正武则否认其有销售过期农药的事实。熊正武还称，县烟草公司每年要销售10多吨七友牌微肥。但当有关人员问及该微肥质量是否合格时，他说：“公司有自己的标准，公司曾是云南省烟草公司星火计划的公司之一，省烟草公司曾指定要用我们的产品。”
2005年8月29日下午，记者调查发现，七友牌多元素微肥标明的厂址“昆明北站小厂村186号”却是一幢民宅。而在小厂村一个菜市场旁，记者寻访到了“云南梁王山经济技术开发部实验工厂”的踪迹，该厂门上钉有“小厂村186号”门牌，但门两侧没有任何厂名标牌。进门后，记者发现，所谓的“厂”，只是一个简陋的小作坊。“厂”里到处积满了灰尘，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为偌大的禄劝县提供了烟用化肥。
质量技监执法阻力大
“我们对禄劝县烟草公司销售劣质烟用农资的打假过程，可谓十分坎坷”盛云福说。
在禄劝县质量技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后，禄劝县烟草公司以“越权执法”为由将禄劝县质量技监局告上了法庭。2004年10月，昆明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定，质量技监局的行政行为属超越行政权限，判令撤销该县质量技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05年2月，云南省高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禄劝县质量技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终审判决生效后，禄劝县烟草公司于同年3月缴纳了26万余元的罚款，但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部分不予理会。而该加处罚款，累计已达197万余元。
对此，禄劝县烟草公司经理熊正武说：“该执行的我公司已经执行了。但我们已向省检察院提起申诉，由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提起抗诉。”
复杂的利益关系阻碍执法
质量技监局农资打假反被告上法庭一事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官司本身的是非曲直在法院的终审判决生效后已不再重要，更多的人在追问：为什么烟草公司在连续几年被罚款后依然售假？质量技监部门打假为何那么艰难？
烟草公司经理熊正武说，禄劝县是烟草大县，烟草是该县重点扶持产业，烟草公司每年的收烟款达1.2亿元，加上每年近4000万元的补助款，烟草公司每年要支出1.6亿元，上交县财政2400万元。
该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正因为烟草被重点扶持，打假才艰难。打假过程中，县里还有人给质量技监局打招呼。”
据了解，禄劝县烟用农资是由烟草公司统一购买后发给烟农，然后从政府给烟农的补助款中扣款。有人认为这是垄断，熊正武则说：“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保证烟草的质量，农民自己买烟用农资，质量没有保证。”同时，知情人士透露，当地烟农都不敢向各级部门反映烟草公司销售劣质农资问题，因为害怕第二年分不到种烟指标。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乔亨瑞认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致使打假工作十分困难，一旦涉及到某些地方利益，就打不下去了。”他说：“不能让垄断行为成为推行假冒产品的有效渠道。如果不从根本上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利益集团，如果不彻底打击假冒伪劣，老百姓的利益就无从保护。” 作者：浦 超 本报记者 傅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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