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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环保部门的“绿剑行动”直指非法排污企业，并在不久前曝光了七家违规企业名单，更向其中两家开出了20万元的罚单。数日过去了，部分企业不但仍然如故，而且对被处罚都或多或少表达出不满，甚至有企业说，“要让我不排污，只能把我关掉”。
“要让我不排污，只能把我关掉”，污染企业面对环保部门的执法处罚，竟敢如此傲慢与狂妄，着实令人诧异。毋庸质疑，污染企业既然敢说这种话，必然是对“政府不会关
掉我”充满信心的。因此，这不仅是污染企业对环保执法者的一种蔑视——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爱怎么排怎么排，你奈我何？更是一种强势“倒逼”——把我惹火了，小心你头上的乌纱帽。
那么，企业“污染有理”的极度傲慢究竟自恃的什么呢？表面的答案有很多，比如给本地政府贡献的税收，比如为本地解决就业人口，比如对本地GDP走高的推动作用，凡此种种；但真正的核心答案其实只有两个，其一：地方政府的袒护和支持，其二，环保部门往往靠污染企业养活。
在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原始发展观作用下，尤其是在“绿色GDP”有名无实的情况下，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不但无损于官员政绩，反而是污染得越多，GDP越高，政绩也就越大。
污染与政绩成正比，在这一点上，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因而为二者的合谋提供了基础。如果污染企业再带上些许“糖衣炮弹”去进攻，自然无往而不胜。
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衣食无忧；而在污染企业被大量关停的地方，环保人员却连工资都发不出。环保部门应该保护环境，还是应该保护污染企业？这是执法者的困惑。因此，“要让我不排污，只能把我关掉”等于向执法者发出了严厉的“恐吓与威胁”：你罚款可以，大不了我加倍污染补回来；但前提是我必须污染，否则你干脆把我关了——把我关了你吃什么？
前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说：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间，环保计划中定下的指标从未完全完成过。“环保指标25年从未完成”是环保执法失败的显著标志，而环保执法之所以失败，原因正在于环保执法不是执法者与污染者的战争，而是执法者与地方政府的战争——执法者无须承担环保执法失败的责任，但却必须承担“延缓GDP增长”的责任；环保执法不是执法者与污染者的战争，而是执法者与“衣食父母”的战争——对污染企业罚款，不像是在处罚，更像是在收“保护费”。于是，污染企业不傲慢才怪，环保执法不失败才怪。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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