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对这条规定，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没有作出制定，以待进一步研究论证。
我国目前新生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罪魁祸首”，就是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
和选择性别的人工中止妊娠行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入罪”的理论依据。
对于非法的“鉴定胎儿性别”，我国的《计划生育法》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第三十六条已经提及了刑事责任。这也表明，进行非法的“鉴定胎儿性别”，如果情节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犯罪，对此不应有任何异议。事实上，香港、韩国和印度等国家都有了类似的规定。关键的是，如何在刑法中找到相对应的条款以定罪量刑。刑法应该如何介入？有人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没有相应的罪名，所以就应该加一条。
笔者以为大可不必，《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已经有一款“非法行医罪”。由于这一罪过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长期以来，这一条款无法担当大部分“非法鉴定行为”的定罪量刑。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常遇到相似的难题。笔者认同刑法专家赵秉志教授的观点，删除对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的限制，将该罪主体设置为“一般主体”，即可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纳入其中。
此外，单靠禁止和刑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与相关的文化、观念以及现实条件等伴随。“鉴定胎儿性别”之所以在我们社会中被异化，很大程度还是由于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致大部分人不得不“养儿防老”。因此，“鉴定胎儿性别”要犯罪化，但政府更须做到人人都“老有所养”。否则，再苛刻的刑法，最终也只会沦为“过剩的法律”。
胡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