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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银行信贷增加过多。”———在今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布后，国家统计局官员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然而，其间暴露的问题不可小视。作为一个对经济走势极为敏感的行业，银行将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呢？4月23日，“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各路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分析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深
层次问题，银行业风险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风险自然关系重大。随着金融开放日益深入，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到内部，中国银行业要越过的是怎样的风险关口？
“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不一样。”穆迪集团亚太区副总裁颜湄之通过对比，强调了银行和宏观经济的密切联系：对于一般做产品的公司而言，只要有市场，它就可能独立于宏观走势之外；而银行，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超越配套环境。不管是利率、汇率变动，或是全球经济波动，还是与他国的贸易摩擦，银行都会首当其冲，暴露在风险之下。
从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出口大幅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扩张也为人瞩目。最近，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贷款量的快速增大更是成为了业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13908亿元，同比增长27.7％，；贷款规模为1.26万亿元，是全年计划的一半。
出于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担忧，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差已接近10万亿元，资金过剩的矛盾凸现。而经过财务重组后的商业银行资产状况大为改善，为了维持这一局面，银行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扩张信贷。尽管在过去一段时间，各银行力图扩大非信贷资产的比重，但其收益率较低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眼下，流动性过剩的难题将银行逼入了两难的境地。一季度的信贷增加也许是个无奈的选择。
摩根斯坦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特别提到了经济运行周期对银行的影响。他指出，经济处于上升周期的时候，贷款质量往往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公司盈利情况良好；但是经济周期放慢的时候，公司收入会受较大影响，这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在风险问题上，银行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经济走势的波动。
颜湄之也阐述了经济发展和银行风险的密切联系。她认为，经济发展的潜在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最大的难题。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一些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增长迅猛，而随后银行的问题造成了经济的萎缩。他国的教训值得警惕，不能让国家救助银行的高额成本付之东流。有学者统计，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和推进金融改革，至少已花费了5万亿元人民币。
谢国忠建议，在几年间贷款规模翻了一番的情况下，控制贷款质量尤为重要，这是防范银行风险乃至经济风险的一道重要关卡。当前，一些公司资产回报率不高，需要银行贷款维持资金运转。这对银行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都是一个挑战。
另一个宏观层面的挑战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直接融资渠道不通畅。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黄湘平介绍，目前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仅有5％左右，即便和德国、日本这些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相比，依然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眼下，中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小、问题多，债券市场更是刚刚起步。过分依赖间接融资，使得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大量聚积于银行，潜在的隐患令人担忧。
如何在风险中求生存、谋发展？这对转型中的银行是一个考验。经过几年的改革，几家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新巴赛尔协议》规定的8%的底线，去年不良贷款率也历史性地降到了一位数。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但是，专家提醒说，资产质量只是一个最低标准。1993年底巴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1995年1月巴林银行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1995年2月末，该银行就破产并被接管。颜湄之表示，除了要应对复杂的外部形势，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也相当重要，它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检验银行实力的重要标准。她介绍，按照穆迪公司的评级，尽管资产质量和信用评级相对良好，但中国各银行的财务实力还基本处在E到E＋之间，落后于泰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E＋到D-之间），和新西兰、澳大利亚（C-到B-之间）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她认为，银行要尽快把改革重点转向经营效率、信用文化和产品创新上，提高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防范风险上面，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为产品找到合理的风险定价，力求品种多元化。
在防范风险方面，银行并不是孤军奋战。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宏观经济形势恶劣，但强有力的监管保证了银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屹立不倒。但无论是银行业人士还是监管部门负责人，大家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一方面，外部监管要加强，但另一方面，解决风险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内部治理。中国银行业改革初见成效，但面对多变的经济环境和自身的诸多不足，自主应对风险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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