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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林
张爱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苏青对今天的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她和张爱玲同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大红大紫的才女。
那时的苏青，文章到处发表，创办杂志，找人组稿，出书自己发行，《结婚十年》、《浣锦集》一版再版，乃至几十版，以其文风清丽、思路敏捷、快人快语风靡大都市。
苏青和胡兰成、陈布雷是浙江同乡，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才选择了职业文人，卖文为生。早在这之前，她写过一篇散文寄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很快就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引起上海文坛注意。她结过婚，后来又离婚。她曾和张爱玲谈过理想中的生活：丈夫应该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不妨有点架子，带点官气也不要紧，还要有点落拓不羁。作为女主人，有自己称心的房子，常常请客，来往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年纪都比她略大两岁，容貌也稍差一点，免得麻烦。丈夫应该常常有机会作短途旅行，家庭生活就不至于刻板无变化。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探望，带了吃的来，还有花，问候的电话铃声不断。
苏青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她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男人像男人，女人要有女人味。她丈夫去世后，三个孩子又回到她身边。一次，她和男友一起吃饭，三个孩子站在门口看见她，怯怯的，不敢走近，苏青十分伤感。作为母亲的她毅然离开了男友，把三个孩子抱入怀中，为了孩子，她没有再婚。她不喜欢那些硬要和男子并驾齐驱的女人，她对一个女作家写的“男女平等，一起上疆场”就没有好感，她认为，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她坦言说，女人最爱的是男人身体中最微细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就是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结合就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只有孩子才能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她们生命之火。
苏青是直爽、坦白的，甚至是大胆的。她和张爱玲一样是在沦陷区成名的，自然落上了汉奸的罪名。苏青曾辩白说，她并不是故意选了日本鬼子来了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她没有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是怕到宪兵队受苦刑，即使没有什么危险，她向来不大高兴喊什么口号，喊口号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题不在于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虽然苏青的作品里，没有萧红那样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由于日寇侵略造成的民族苦难的描写。抗战胜利后，原来沦陷区里写文章的人纷纷改名，有人也向苏青提出是否换个笔名发表文章，苏青觉得这时换笔名是“心虚”的表现，她说：“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这就是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的苏青。
即使苏青换了一个笔名，以后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她直率的性格改变不了，她坦白的文风改变不了，这是致命的。反过来，她的性格、文风如果改变了，就不是苏青了。上世纪50年代，张爱玲移居海外，苏青正当盛年，她的名字却从文坛消失了。为了温饱，她参加了越剧团的编剧，历史剧《屈原》是她的处女作，为了写历史剧《司马迁》，她向贾植芳先生请教。后来贾植芳卷入胡风事件，被打成“胡风分子”。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给贾先生的信，厄运降临到苏青头上，她被投进监狱。出狱后，她的名字也列入辞退人员名单。十年动乱，苏青吃了不少苦头。没有收入加上多病，她的生活更加窘迫，身体状况更加恶化。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苏青的晚景是寂寞、凄凉的，无钱看病，无人照料，无友看望。苏青死于1982年，年仅69岁。火化之日，没有哀乐、花圈、悼词，只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至亲在场。她如一颗耀眼的星星划过长长的夜空，留下了短暂的辉煌和美丽。由于历次政治运动，苏青身边一本自己的著作也没有保存下来。临终前，她想找一本自己的《结婚十年》看看，女儿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时仍属禁书之列的《结婚十年》，借阅条件是速阅速还。
苏青做梦没有想到，多少年后，她的作品又一次成了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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