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舸
无休止的沙尘暴还在折腾着我所居住的北京，让人对环境报复有了切肤之痛，新华网4月24日的策划专题，就是对多年来治沙历程中“人定胜天”思维模式的反思，在新华网的沙尘暴反思专题中，指出“人定胜天”的错误有三：忽视自然力量；越权审批，多头管理，导致人祸更甚天灾；治理过程呈现高度封闭性，专家智慧与公众意见不得其门而入。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西方学界延续至今的一场争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抗和紧张。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某种功利的实现而服务，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价值理性是透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形式之自身价值，无论于能否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定的行动，价值理性的精髓在于兼顾公正与效率，而且更重视前者。
在沙尘暴治理，最初有关职能部门的行动意志与民意走向基本一致：都是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分歧很快出现了，在有关部门的治理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工具理性——为了从快解决问题，不惜花费任何代价。“以大投入换取最快速度的大回报”成为惟一的风向标，行动者（人）和行动对象（环境）都成了为达成目标所使用的工具。
你不能说“人定胜沙”中没有专业人士的参谋，没有政府“为民造福”的良好初衷。但在工具理性主导的政府工程中，“专业人士”是科学理性的象征，“大投入换取大回报”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这两者都是工具理性发展的产物；“理性审慎”、“民意听取”代表着价值理性方面的追求。“缺乏理性审慎的专业人士”，“无视民意听取的领导”，正是价值理性完全被工具理性压倒的结果。“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的结果”，这就是韦伯所言的“理性化的吊诡”。
忽视自然力量，是工具理性自以为是“人定胜沙”的表现；专家智慧与公众意见不得其门而入，是工具理性追求治理效率“欲速则不达”的后果；越权审批，多头管理，其中还掺加了部门利益作祟，又是工具理性的集大成者——作为工具理性重要标志的“官僚制”，因其无可比拟的垄断“效率”，而从最初的行政、经济领域扩张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所谓铺天盖地的“官僚化”。在“官僚化”的工具理性社会里，个人除了注定背上“经济理性人”的硬壳子之外，还得时时面对组织内部秩序的要求与宰制，成为顺应服从的“秩序人”。
在长达数十年的治沙中、专家异议与公意不满并不总是沉默。相反，是因为表达分歧的渠道被人为堵塞，决策过程有意识地幕后化，造成工具理性僭越其“工具”位置，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引发了最终的环境悲剧。
对于大自然，对于一切复杂的社会事物，政府职能部门必须放弃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回归到“任何社会事务管理都是服务于人与环境的根本福利”这一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否则，风沙将做出最直接的惩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