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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这个充满商业诱惑与风险的国度里，聚集着一大群前来“淘金”的中国商人，10年间，这里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有人发财，也有人破产，不断地有人离开，又不断地有新人加入，这里既是冒险家的“天堂”，稍不小心又会成为商道无常的“地狱”。在这群人中，就有数万名来自河北的商人。
风云变幻
2006年的春节，辛集商人陈永(化名)是在莫斯科的“中国楼”里度过的，陪伴他的是窗外零下30℃的严寒。
这已经是陈永在莫斯科度过的第二个春节了，他留守这里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到act市场(华商在俄的最大市场，又名伊斯梅洛沃市场)转一圈，看看市场的最新动向和皮衣的流行趋势，然后把这些讯息向国内辛集的工厂反馈回去，只要一周多的时间，在辛集生产的样式新颖、符合潮流的皮衣就能摆在莫斯科的市场上。目前在莫斯科，已经有超过270家类似这样的辛集皮衣直销企业，他们掌控了俄罗斯70%以上的中低档绵羊皮服装，每年的销售量在400万件以上。
但在陈永看来，现在的生意却是越来越难做了。他现在特别怀念几年前刚到莫斯科时的“好日子”。那时候在市场上，只要你有货就能赚钱，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就随便从市场上买个样子带回去做，发过来肯定好卖，那时候市场上的品种和款式很少，变化小。即使剩下货没有卖出去，留到下个季节还是照样能卖光。
“现在不一样了，在莫斯科做生意的利润和成本比例严重失调，赚钱越来越难了，要想赚到钱，主要是看你的货对不对路。”
辛集有句俗话叫‘货到街头死’，在国内要是在西边不适合的货可以运到东边去卖，但是这句话在莫斯科如今行不通了，碰到卖不出去的货，只有就地处理或者拿到市场的“跳楼区”，以极低的价格处理掉，甚至是白白地扔掉。
在这里的市场上，人们相互之间都以“老板”相称，两个人见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板，有什么货可以让我卖的？”这句话其实正好反映出在莫斯科经商是很独特的。
在俄罗斯做生意，与欧美国家是大不一样的。几年前曾经有个商人拎着一大箱皮衣样品到莫斯科寻找买主，结果待了三个月却一无所获。原来，大多数俄罗斯商人并不以信用证方式进口外国商品，而是采取直接现货交易的方式。各国商人通常都是把商品发运到莫斯科来自己存仓批发，一手钱、一手货，从事跨国自销或跨国直销。在莫斯科，各国商品现货仓库遍地都是。每当市场上一种商品走俏，商人们马上四处寻找有这种现货的仓库提货，抓住商机，及时销售，利润十分可观。如果你没有现货，他们会转而找其他中国公司，而不会等你的货物运抵莫斯科之后再买，因为一两周之内，市场行情也许会发生变化。
如此一来，在莫斯科的辛集商人们就都拥有了多重身份，他们大多以跨国直销的方式进行贸易，既是出口商，又是进口商和批发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提供样品让外商挑选，由外商在国外销售；相反，他们自己就是“外商”，样品由自己选择，产品由自己在国外销售。因此，在莫斯科经营有方的中国公司不是从中国往莫斯科带样品，而是相反，从莫斯科往中国带样品。他们常年在莫斯科经销皮衣，有时赚得腰缠万贯，有时赔得一败涂地，在摸爬滚打的经商实践中，逐渐熟悉了市场，他们比国内厂家更清楚什么样的皮衣好销。所以他们往往自己选择样品、自己设计款式，然后交由自己在国内的工厂连夜赶制，以最短的时间包机空运到莫斯科。
利用这种看似原始的贸易方式，许多辛集商人发了财，但令人意想不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
危机四伏
act市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据说占地面积大约是南三条和新华集贸的三倍，这里也是华商聚集人数最多的市场。
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华商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单以人数而论，华商占到了商户的一半左右，其中的皮货区主要由河北商人掌控，而鞋区和箱包区则由浙江商人控制。来自辛集的皮衣，固城的毛巾，河间的皮手套，在这个市场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河北商人的人数加起来有数万之众，其中尤以辛集人最多。
追溯华商在俄的渊源，则要从上世纪90年初前苏联解体后开始。当时，叶利钦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物资短缺，设立了一些跳蚤市场，并允许国民来中国购物，由此引来了中国商人的大举进入。
最早进入俄罗斯的是一批北京商人，这群当时被称为“倒爷”的商人为俄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也使这些最早进入的中国商人发了大财。这时，一些精明的辛集人也发现了这个商机，开始从国内打得硝烟弥漫的皮衣市场抽身而出，进军俄罗斯市场。
但是，最初进军俄市场的辛集商人却迎头遭遇了一次沉重打击。辛集皮革业商会秘书长杨广达介绍说，1998年，在莫斯科的东扩和兵营两处辛集商人聚集的市场，突遭俄方封库拉货，并予以拍卖，立足未稳的辛集商人损失惨重，每家企业的损失都在百万元以上，甚至还有损失上千万元的企业，一些企业刚刚进入就赔了个干净，只好“饮恨而归”。据称光景最惨时，甚至有人连回家的机票都得靠别人资助。这一年，辛集商人为进入俄市场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被查扣货物损失达四五千万元人民币。
这一事件的起因就是后来长期困扰华商而无法解决的“灰色清关”，中方称之为“包机包税”，由于“包机包税”的贸易形式手续简单、货量不限、税率比正式通关要低，所以中俄两国的商人基本上都采用这种贸易形式。但他对中国商人最为不利的一点是，货主得不到俄罗斯海关的报关单，甚至不知道是以什么品名、什么价格报的关。因此，一旦遇到俄权威部门的检查，就可能因无法提供海关合法有效文件而面临货物被查扣、没收甚至拍卖的命运。
在此后的数年里，“灰色清关”问题成为悬在俄华商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每年辛集皮革业对俄出口因遭遇灰色清关而被查扣的货物损失都要以千万元来计算。最早进入的北京商人就是因为这一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以致后来彻底退出了俄市场。在后来的一次查扣中，一位温州商人因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自杀。
但屡次的打击并没有阻挡住河北商人的步伐，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如今在莫斯科的数百家企业，越来越多的人对到俄罗斯“淘金”仍然抱有极大的热情。
对此，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的分析是，“许多到莫斯科的商人大都抱有赌一把的心理。”这里虽然风险大，但机会也相对要多一些，拿莫斯科来说，这里的批发市场很多是一级批发，辐射面积广，所以销量很惊人，旺季的时候少则几百件，多则上千件，这一点在国内的很多批发市场是达不到的。再就是由于风险大的原因，发到莫斯科的货比国内货的利润要高。总体来说莫斯科的生意比国内的回报率要高。比如在当地市场投资20万美金买个摊位，如果出租的话最多3年就能收回成本。反之在国内投资160万人民币的生意，能在2到3年内收回成本的少之又少。
天涯游子
杨希保已经在莫斯科经商整整6个年头了，最近他回到石家庄寻找商业合作的机会。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提及最多的还是“团结”两个字。
“其实，每一次灰色清关的查扣最后都不了了之，那些被扣的货物最后又都出现在市场上，因为这些货总会被人打通海关的关系，以低价收购回去，然后进入市场流通，最后倒霉的只是那些没有势力的老实商人。如果商人们能够真正团结起来，联手争取合理的权益，相信就不会是这种局面了。”杨自己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高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几年来在莫斯科的耳闻目睹令他感慨良多。
他告诉记者，他认识的河北商人，生活都是很艰苦的。“他们一般都住在中国楼里，6个人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里，每月光房租就要交400美元。”
印象中，杨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莫斯科警方突击查处没有居留证明的外国人，许多华商不敢回住处，只能在仓库里栖身，“因为一年要交纳一万多元的费用，许多到俄经商的中国人都没有办居留证明。”自那次以后，许多华商就都搬到了“中国楼”居住，虽然房租高点，但却安全了许多。
杨和他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在俄生活多年，会说一些俄语，但也只能应付简单对话，他自言在俄罗斯的生活使他改变了很多，“俄罗斯是个很讲究秩序的国家，在公共场合几乎看不到大声说话的，也没有闯红灯的现象。”与之相反的是，有些在俄华商由于生活枯燥，就频繁涉足赌场，他就听说有华商曾一夜之间在赌场输掉数十万美元的故事。
在生活中，杨认为俄罗斯的老百姓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善的，但仅此而已。“据我所知，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没有要在俄定居的打算，就连我的舅舅、舅妈，在莫斯科生活了40多年，也还是想最终能回到祖国，我和朋友们只要是在电视里看到有中国的一个镜头，都能兴奋半天，这种心情，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相关链接：中国企业如何穿越“灰色清关”？
制约中国企业开拓俄罗斯市场的一个因素是“灰色清关”问题。所谓“灰色清关”，是指俄罗斯的一些清关公司帮助进口商品以低于法定水平的关税税率进入俄罗斯市场。
在“灰色清关”问题上，专家建议，中国出口商应该意识到事前防范胜于事后弥补，因为一旦发生因“灰色清关”引发的货物查扣，被查抄的货物很难再从俄方执法部门追回。在对策选择上，中方企业要尽量采取合法手段报关，利用俄罗斯法律保护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应调整出口产品档次，有意识培养品牌，把出口产品向中高档次调整，力求产品正常完税后仍有较大利润空间。
总之，在中俄经贸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方企业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合作项目，赴俄投资兴业。在合作项目选择上，企业要注重那些有市场、与国内生产要素优势互补的项目。
本报记者：赵志国
本策划友情合作：卓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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