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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刊登吴敬琏文章指出，转变增长方式要破除体制障碍。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指导下的改革主要是宏观经济改革，如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但在微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改革进行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到20世纪末期，才真正起步而且中间碰到一些体制上的障碍。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评价标志还是GDP的增长。三是1994年的财税改
革，总体很成功，但中间有缺陷，比如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即税收的多少是跟产值的多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官员通过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资源，追求产值的增长。四是要素价格扭曲。计划经济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从商业中，国家很容易就把纯收入拿上来。越是上游价格越低，这么一种扭曲的价格，就刺激了官员和企业浪费资源。劳动要素和资本价格(利率)，也是同样的情况。
“十五”期间，上述毛病变得比原来还要大。一方面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突出的就是土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再由官员主持批租，搞政绩工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对于政府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办法执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但是，政府改革跟不上去，造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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