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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地球村环保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然而，人类在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获得各种资源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着全球生态环境。蓝天碧水已成奢侈，物种消失的速度在短短几百年超过了过去的几万年。谁之罪？
———写在4·22世界地球日前夕
“草根”，国外这样称一些民间组织，因为它们像草一样遍布土壤表面，遍布各个角落，推进公益事业，故称为“草根”。
在越来越富有的中国人刻意经营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改变了消费观念，追求生活品质的时候，廖晓义，一个扬言要做草根的人，却在艰难而顽强地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生活与财富的意义。
廖晓义，一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做研究的哲学硕士，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话后萌发了投身环保的念头。
朋友说：“我对人类未来非常悲观，人类活不到下个世纪，因为人类会被自己所制造的各种灾难毁灭。”但廖晓义反驳道：“人类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可以解决环境问题。”朋友追问：“怎么解决？”廖晓义查遍社科院的资料，竟没有一本关于环保的书。相反，她读到了《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等的环保文章。
廖晓义猛醒了。决心投入环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论文《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的代价》，但无人喝彩的尴尬，刺痛了廖晓义的心。她又写了电视片《绿色文明与中国》，还承受着家人的不理解，自己掏钱拍电视片《绿色访谈录》，遗憾的是，竟然没有电视台愿意播放。
没有灰心的廖晓义继续奔波，终于在1996年4月22日地球日那天，中央电视台第7套节目首播她所摄制的《环保时刻》，由前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与她共同主持。从1995年至今，她一共自筹资金拍成了100多部有关环保的电视专题片。
地球村资金经常青黄不接
上世纪90年代初，廖晓义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正是在那里，她学会了如何经营管理非政府组织。当回忆起那段时光时她说：“在那里，我第一次意识到还有一种组织叫做NGO（非政府组织），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种组织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这样的“草根”，生存下来十分不易。据调查，缺钱和缺人，是国内NGO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廖晓义也承认，缺钱是制约“地球村”往前走的重要原因。“在这10年中，我们经常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钱，很微薄的薪水都发不出来。这已经成了恶性循环了。”
据介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除此之外，只有零星的一些企业捐助。
与国外的NGO不同，像“地球村”这样的草根NGO少有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同时由于“地球村”没有公募的资格和权利，只有靠着诚信去找企业和个人进行私募。“如果筹资很容易，我们就不止二十个工作人员了。我们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从国际的一些基金会，和一些国际组织来。所以我们由此遭到了一些个别人的质疑，说我们拿国际的钱。我说现在又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里通外国，你们可以拿外国人的钱去开发，我们为什么不拿外国人的钱搞环保。”廖晓义早已习惯了别人的不理解。
2005年开始，深受经费之困的廖晓义决定从日常管理中抽身出来，集中精力开辟另一个新的领域。“‘地球村’要发展，不能仅仅靠捐助，要建立自我生血的造血机制。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企业，搞第三部门经济。”据廖晓义透露，最近两三年“地球村”开始有了稳定的项目，也有了去融资和运作项目的经验，日子开始慢慢好起来。
留住人才只靠一副热心肠？
缺乏人才，是地球村面临的另一巨大压力。“最大的困难还是人吧。”廖晓义说，“这种‘清水衙门’的事，偶尔会有人愿意来，但来了之后，那点微薄的收入能做什么呢？”据了解，“地球村”的办公场所，在京城北四环往北的某住宅小区，这是房地产开发商免费提供的一套公寓。现在有15个工作人员，但工作时间超过两年的人只有四五个，人员流动很大。
来的人有些是为了增加得到国外大学奖学金的可能性，到这里来从事一些公益活动；还有些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临时到这里干干，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离开。“地球村”行政主管栗力也曾表示，“地球村”能给的薪水有限。据说前几年“地球村”的员工月薪只有1300元，在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北京，如果是外地人的话的确只有真正有公益心的人才能坚持下来。据了解，这么多年离开“地球村”的人中，没有一个再选择NGO就业。
的确，对于国内的草根NGO，人才越来越难留住，连合作伙伴国际NGO组织，也开始加入人才争夺的行列。“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竞争，一是企业界，二是国际民间环保组织，他们的薪水都高。”廖晓义说，“我们除非有极大的凝聚力和逐渐改善的条件。形势也逼着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的条件，一定要留住人才，一定要和国际组织竞争。我的原则是员工的收入保持在同等职业的中等水平。我个人的薪水也一直在2000多元，去年才调到3000多元。”
“公益应该是民族民心的表达”
对于中国一些城市日益流行的靠消费进行娱乐的生活方式，廖晓义常表示疑问：娱乐性消费真的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吗？她认为，娱乐性消费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满足，却不能给人们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那么她的快乐又来自于何处呢？她的欢乐之源就是她的“绿色计划”，她的可持续性消费理念。她曾这样说过：“当我们富有后，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为子孙们维护环境。”
曾在美国留过学的廖晓义，对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很不认同，认为那是一种浪费的生活方式。她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国是一个人口只有中国1/5、人均资源5倍于中国的国家，是一个靠各种手段来获取世界有限资源的国家，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排名世界第一，而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她说，“现在几乎谁都不能否认以汽车为标志的美国文化正在渗入和统治我们的生活：私车、私房梦，美国式的空调病，广告，美国式的娱乐和奢华消费……”
廖晓义对西方以浪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的反对，在有一件事情上表现到了极致。有一年夏天，她应邀访问美国硅谷，与全美一流的科学家、公司总裁和作家轮流上台演讲。在这片主导微电子世界的梦幻之地，廖晓义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硅谷虽然将人类引进了高度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对不起，我不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的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还在争论不休却销往中国。美国消费主义的全球化，对人类来说只能是一场灾难。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可持续消费的全球化，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否则，人类终究会失去最后的家园……”台下几百位科学家和公司总裁纷纷站起来为廖晓义鼓掌，直到她走下讲台落座之后才一一坐下。
廖晓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在进行任何消费之前都应该先想一想你是否真的需要。”她认为，节约与公益是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生生不息的基石，也是支撑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中国的人口密度这么大，人均资源这么少，如果不节约，大家都按美国那种生活方式消费，无疑是把自己的根基毁了。她说：“如果大家没有公益的心，都是利己主义、人害人，在这个社会生活又有什么意义，这个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公益应当是民族良心的一种表达。”她所提倡的消费就是可持续性消费，也就是为了持续、长久的消费而进行环境投资。她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为的是地球上无数生命的延续。
对自然应有一份感情一份责任
对于自然，她一直认为人应该有一份感情，应该有一份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然之子，你真的把自然当成亲人的时候，你就和他血脉相通。廖晓义表示，她不能够阻止别人践踏生态的脚步，但是会尽力去试。“为什么人会认为自己独立存在的呢，为什么人就是只认自己的父母呢？没有天地，没有空气、河流、水、物种等所有的演化和环境，那儿有你的父母呢，哪儿有人呢。所以当你看到为了满足人的奢望，就要去把天戳个洞，把地弄个窟窿，把河流到处都塞了东西，看到那么多的物种被猎杀，环境变得糟糕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心痛呢。”廖晓义说。
2005年，温家宝总理曾经专门倡导国家机关为节能而将办公室夏季空调温度控制在26℃以上。实际上，这个倡议是由廖晓义发起的。2004年夏季，地球村与众多草根组织共同发起了“26℃空调节能行动”和与奥组委合作的“酒店空调节能”活动。其实，早在几年前廖晓义就在为空调节能行动而四处奔波了。几年间，为说服人们改变空调温度，她几乎跑遍了北京市所有的公共场所。回忆起那段日子，她用了8个字来描述：历尽艰辛，受尽屈辱。
但她觉得幸福。“你做这样的事，你晚上睡觉，心里踏实，这种踏实感是幸福，你会觉得当你觉得万物真的是很相通的时候，你会随时有一种感恩，你吃饭会感谢，你用水会感谢水，你走出去呼吸，你会感谢空气，你生活在一种感恩状态中，也很幸福。感激给人带来很多幸福。”“我觉得我在做为天地该做的事，尽管我做得不好，尽管我还没有做成，但是我在做。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天地良心，讲得特别好。我想我至少还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有意、有道有德。”
从中国社科院的高堂走到草根民间组织，动力何在？她的回答很简单，一份是责任，一份是感情。
责任让她有危机感。“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如今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感情让她深深热爱着政治从事的工作。“我对自然、对我们生存的生态系统确实比较有感情，很热爱。所以，就想做点什么。”她认为，对什么事有感情了，就会豁出命来做。（凌零）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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