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大消费？

　　■苏剑

　　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1997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过分依赖出口的危险性。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四年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主要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内需无非是三个方面：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购买。 在刺激经济增长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总需求数量的扩大，还要保证总需求的质量。所谓“总需求的质量”，指的是总需求对经济的作用的优劣程度。其中，居民消费由于是纯粹的私人支出，故而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支出行为，因而对经济运行的健康没有隐患，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有效的增长。而政府购买一般被认为浪费严重，因而其效率小于消费。企业投资的质量要区别对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投资完全有可能是低效投资，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投资就是如此。而在政府刺激投资的低利率政策下，即使是治理结构没有问题的企业也有可能青睐低效投资项目。这种低效投资使得经济健康受到威胁，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就有可能陷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的最佳策略是扩大消费，再由消费诱导投资。这样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最有效的经济增长。

　　从以上标准来看，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拉动内需的效果并不好。我国内需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非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7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为58．2％，到了2003年下降到55．5％；其中私人最终消费率（即私人最终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从47％下降到43．3％；而资本形成率（即按支出法计算资本形成占ＧＤＰ的比重）则从1997年的38％提高到42．3％。由此看来，我国虽然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而消费总额也确实增加了，但效果显然并不十分理想。那么，究竟如何扩大消费呢？本人认为，我国消费的扩大最终要依赖改革、发展和城市化。

　　向改革要消费

　　如何刺激消费？传统的方法（比如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是调节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的变动会导致消费支出的变动，从而刺激消费。但这些政策对于我国目前来说作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老百姓目前的消费倾向太弱。在消费倾向弱的情况下，大部分增加的收入都会变成储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就不会好。

　　为什么我国老百姓目前的消费倾向太弱？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文化传统或生活习惯。我国老百姓有勤俭持家的传统，对于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甚至对有些正常的奢侈性支出都有些抵触。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是高储蓄，甚至是超高储蓄。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台湾和香港经济得到佐证。尽管经济制度不完全相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我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储蓄率目前高达20％以上，这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国老百姓目前的消费倾向太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预期的变动。人们储蓄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未来消费。未来消费无非就是几个方面：养老，看病，预防失业或其他意外，以及孩子的教育等。改革是我国经济所必需的，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都增加了人们的预期支出，从而提高了人们的储蓄倾向。而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又使得人们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为了预防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得提高储蓄。这样，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就进一步走弱。

　　消费倾向降低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大幅减弱。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最终都得通过乘数过程起作用，而乘数效应的大小则取决于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我国采取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效果都不佳，经济对宏观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反应。

　　在明白了消费不振的原因之后，如何刺激消费就一目了然了。政策的着眼点应是消费倾向。然而，勤俭持家的传统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因此所能调节的可能只有预期了。要调节预期，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同时大力发展教育金融业务（如低息

助学贷款），使求学者能够用自己的未来收入支付教育开支而无需父母操心，以此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体系和教育金融业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健全的。因此，预期本身也是一个慢变量，把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好像也靠不住。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消费在短期内是无法扩大的？我认为的确如此。看看我国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历史，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力度也都相当大，效果如何？如前所述，结果是私人最终消费率从1997年的47％下降到2003年的43．3％。西方传统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那些国家的消费倾向较高。在消费倾向偏低这样的病症面前，任何政策处方都无济于事。所以，对于我国来说，要扩大内需，必须着眼于长远，准备打持久战。扩大内需的策略就是加快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要向改革要消费。

　　向发展要消费

　　虽然我国每年的出口占到了ＧＤＰ的30％以上，但净出口仅占ＧＤＰ的2％不到。也就是说，我国的国内需求与ＧＤＰ之比达到98％以上。只不过国内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如果能把这一部分需求转化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那么我国的内需其实并不少，基本上可以满足我国经济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转化？看看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就可以知道哪些因素对这种转化有影响。我国出口的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多数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这些进口品，国内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可是我国自己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成本太高。也就是说，我国缺少对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如何增加对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主要是靠发展。我国在生产这些产品方面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没有比较优势。看看我们的家电消费。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国家电行业非常弱，而且在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我国在生产家电方面也没有比较优势，其结果，进口货在我国几乎一统天下。20年过去了，进口家电在我国还有多大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带来了我国比较优势的转化，从而增加了我国在家电市场的有效供给，把进口需求转化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因此，发展是扩大消费的最根本因素。

　　向城市化要消费

　　目前呼声最高的扩大消费政策是“向农村要消费”。目前，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居民的水平。但是，如果观察一下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就会发现，电视机、电

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在农村目前的普及程度远远不及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居民的水平。究其原因，就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产品售后服务相应就跟不上，这些都限制了农民对各种产品和劳务的消费。因此，如果能够激活8亿农民的消费，我国就不会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

　　这种论点是很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激活农民的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吗？难道我们要翻山越岭、不管远近，把公路修到每一个山村，把电话线延伸到每一个山坳，把电线杆竖到每一个山头，把自来水管道铺到每一个村庄，不管这个村庄有多偏远、有几户人家？这样做别说巨大的初始投资、就连建成后的维护费用都将高得出奇。得不偿失。

　　因此，激活农民消费的惟一出路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让人口聚居起来。人口聚居起来，市场就集中，市场一集中，基础设施建设就有了规模效应。较少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激活大量的农村消费。试想，假如没有城市化，就算是我们不计成本把公路、电力、自来水、暖气等等都通到了每个村庄，激活的也仅仅是对家电等硬件的消费，服务消费仍然没有被激活。试想，有谁会跑几十里路去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参加一次聚会、上一次网？跑几十里路去维修一次家电的成本有多大，又是多么不方便？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