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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本报记者肖航
26岁的打工仔谢益兵，突然被诊断双肾严重坏死，生命垂危。其弟弟、姐妹和老母亲都争相为其捐肾。可是，一个肾移植手术费至少需要10万元。亲人即便是为其捐出肾来，也付不起巨额的手术费。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凋零。
谢益兵的同事说，谢益兵平生乐善好施、疾恶如仇，一度挺身而出为老乡顶灾，事迹感人肺腑。这么个年轻人在病危时刻，因凑不齐巨额的手术费，而眼看着他夭亡。
然而，在谢益兵发病至今4个多月里，已经花费了近10万元的医药费，而其中大部分是，曾经和谢益兵一起打过工的小作坊老板曾必武变卖家当的钱。
双肾坏死打工仔生命告急
4月6日上午，记者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肾内科，看到病床上躺着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双目紧闭，床边有一位看上去年愈古稀的老太在悲痛地哭泣。旁边一位青年女子向记者介绍，她叫廖艳娟，是病床上的病人谢益兵妻子，广西陆川县横山乡稔坡村人，其丈夫双肾严重坏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位哭泣的老人是谢益兵的妈妈，56岁，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生活不能自理。得知儿子双肾坏死，需要换肾，连夜从老家赶来，要为儿子捐肾。后来得知仅仅做一个肾移植手术，费用就达10万元以上，如果手术费凑不齐，捐肾也是枉然。眼看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子，这位残疾的老母亲除了哭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廖艳娟说，她过去和丈夫谢益兵在深圳市布吉镇丹竹头打工，2005年12月中旬，谢益兵病倒了，谢艳娟就陪丈夫回到老家治疗。12月21日，谢益兵的病情突然恶化，忽冷忽热、头晕呕吐，脚手和脸部都浮肿，当即送到陆川县人民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肾炎，于是在该院治疗了半个月，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于是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该院诊断谢益兵患有尿毒症，治疗了39天之后，病情依然没有好转。该院建议谢益兵立即转院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求治。
今年3月21日，谢益兵被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该院专家诊断谢益兵双肾已严重坏死，已完全失去了功能，生命垂危。
小老板为救打工仔砸锅卖铁
谢益兵的朋友曾必武，告诉记者，他是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东田镇人，过去和谢益兵一起在东莞打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现在在东莞市常平开办了一个模具小作坊，总共投资10多万元。当他得知谢益兵病重的消息，就将自己仅有的几万元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给了谢益兵治病，自己的企业一度无法运作；后来，谢益兵的病情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开始变卖自己机器设备，用来救治谢益兵。
曾必武说：“为了他，我现在的模具厂也困难重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遗憾的是，我没法帮到底，没法帮他凑齐肾移植手术费。我知道，没钱换肾，他也活不了了……”曾必武说着眼含泪水。
谢益兵的病床边站着另一位青年男子，名叫魏勇，他说他是谢益兵的老乡，他和谢益兵在一起打工。他说，谢益兵一家是当地出了名的特困户。这时，谢益兵的妻子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陆川县横山乡人民政府出具的特困证明。
魏勇说：“谢益兵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去年我们有一个老乡在厂里，被啤机轧断了一只手，谢益兵领了工资就捐了300元给他，其实他家里生活也很困难，加上那个时候他的身体也不好，我都被他感动了，他真是个好心人。他病了之后，我们厂里的工人也给他捐了一点钱。现在如果凑不齐10万元手术费，他就没有活的希望了。”
拷问社保人文缺失
据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值班医生晁培伦介绍，谢益兵只有四个月的病史，属激进性肾炎，肾功能严重衰竭，尿闭了，毒素排不出来，需要进行血液透析，也就是通过管道连着透析机，把患者的毒素排出去。这种血液透析，每周要做二到三次，每次费用是300—500元，如果停下来不做就会有生命危险。谢益兵需要摘除坏死的双肾，进行肾移植，只要移植一个肾就可以了，移植一个肾的费用至少10万元。另一位医生说没手术费只能出院，一出院停止血液透析，病人就活不了了。该院医务处的负责人说，没钱也只好让他出院，我们是救死扶伤的机构，但我们不是药品制造商，给病人治疗的药品我们也要花钱购卖；国家又没有拨款，我们是自负盈亏得单位。每年走、逃的医疗费也是个个可观的数字。
一位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人士说，像他（谢益兵）这样没有购买任何保险的外来务工青年，也确实不属于我们管的范围；其实，即使是一般国家干部、职工，也不是医疗费全免，除非是老红军或者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人，才有这个待遇。
无数年轻的生命在死亡线上，呼唤着社会保障机制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在拷问社会保障的人文关怀的缺失。
（夏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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