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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现在大陆的环保态势有点像30年前的台湾，那时台湾的环保工作刚开始起步。”李铭掐着指头算了算。李铭从台湾来到北京已经16年了，从事了多年的文化工作，目前他是《中国台湾》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说话间，他的助理给记者端来一杯水，而记者注意到，他们用的不是一次性纸杯，而是一个普通的瓷杯，李铭用的则是一个手柄已经断掉的瓷杯。
他说，30年前的台湾，企业乱排污、百姓乱扔垃圾，蚊蝇肆虐。为此，当地政府成立了环保署，建立了环保警察队伍，用强制力来推动环保工作，罚款，甚至抓人。同时，公众媒体也开始了广泛的环保宣传，人们发现，不少传染病像登革热、日本脑炎等都与污染有关。在外力的强制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下，台湾人开始注重起环保来。
这30年中，前10年是一个纠偏的过程，人们的诸多不良习惯被改造与摒弃。后20年则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也有破坏环境的事件，但不会是老百姓乱丢垃圾这种层面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一些大财团、大企业为了牟取利益而破坏绿地、山体等上。对这种大的破坏生态环保的行为，民众已经有很深的认识。因此只要有开挖山坡地的动作，就会有老百姓自觉地站出来质询企业，该项目是不是经过政府审批，资金是不是到位，以防止“建筑垃圾”的产生。
如今，台湾环保工作已经进入成熟期，市场循环的概念已经建立，人们会从一张纸联想到，如果自己随意浪费，市场需要补足，就得去砍更多的树。环保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里，宾馆备用毛巾的标签上会写着：“为爱护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为爱护自己，本毛巾无化学添加剂；本毛巾为天然棉纱织成，因含有少许棉籽油和棉籽壳，故色泽微黄，属正常自然现象，使用后将会越洗越白，越洗越软。”要坐电梯时，会发现电梯开关处有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依据统计数据，电梯每启动一次需耗费30元成本。为了节省资源，如果你的体力许可，烦请多走楼梯代替搭乘电梯，多走楼梯有益身体健康喔。”
高度重视环保的细节在台湾有很多。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这样的宣传：“您每天只要一个环保小动作，就可拯救一个热带雨林。”回收的废纸也是要分类的，Ｂ4纸放在一个地方，其他的纸放在另一个地方，不可混淆。连废纸都要分类，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说了。台北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很多，绝对不会给人随手一扔的大好机会。
李铭说，台北市强制实行垃圾分类有七八年时间了。首先是要求使用标准垃圾袋，这种袋子是质地很厚的塑胶袋，不会很容易就被弄破，因此袋子里面即使有汤汤水水也不会洒出来污染环境。垃圾分为干的和湿的，湿的是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有专门的垃圾车负责单独处理，而干的可回收的垃圾则运到垃圾处理站进行分类后回收再利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垃圾，台北的环保队会把建筑垃圾拉到再生工厂，那里有很多的工人负责把垃圾中的破旧家具修理好并重新油漆，然后出卖。这种二手家具既环保又便宜，人们都很愿意买。
李铭的车上总备有一盒铁筷子，这种做法在台湾人中很普遍。一群人到餐厅吃饭，他会把铁筷子分发给别人，吃完后用纸先擦干净，然后带回家消毒。同样在餐厅，如果水杯被打翻了，即使服务员情急之中拿纸巾去吸水，人们也会提醒他用抹布来擦。
李铭说，反观大陆，民众的环保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比如，烤羊肉串的满街都是，竹签子随意乱丢；烤红薯用废报纸一包就吃，且不说油墨有毒，而且浪费了纸。中国人最爱吃饭，以前是点的多吃不了就扔掉，现在进步了，知道打包回家了，可打包用的还是一次性餐具，而且打包回去后很多人放两天不吃还是倒掉了。所以最环保的做法还是应该少点一些，够吃就行。李铭认识的人中有不少有钱人、“大腕”，可李铭对他们的很多做法却难以苟同：“一起吃饭，我拿出铁筷子，他们会笑——累不累呀，怕一次性筷子不安全，咱有钱，到大饭店吃呀，那儿的一次性筷子质量好。”
李铭说，要让人们接受环保，需要很多配套措施，比如对回收品要有可靠的消毒和灭菌措施。但现在，这些配套措施的缺乏使人们不敢放心地去选择环保的做法。他自己就“着过道”，一次坐飞机，他用发的一次性消毒纸巾擦了一下眼睛，结果从急性结膜炎转成角膜炎，足足折腾了半年时间。
因此，他认为政府要实现环保的目标，必须对使用与被使用者、生产者与回收者整个循环链的每一个环节做充分的考量，这样制定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实，而不是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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