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凯彬：环保要依靠市场和ＮＧＯ的力量

　　■本报记者陈宏伟

　　美国人安凯彬自称不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有一些“下意识”的环保做法，比如纸张尽可能双面使用；为了节水，洗澡不用浴缸而是淋浴；人一离开房间就关灯；塑料袋无数次重复使用，直到破了为止；叫外卖时，主动谢绝对方提供一次性筷子；在公共场所将一些明显有碍观瞻的垃圾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关上别人忘记关掉的 水龙头……

　　安凯彬说，自己这些习惯主要是受父母的影响。安凯彬的心目中，母亲是一位勤俭持家的人，从不忘记提醒自己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珍惜食物。安凯彬如果冬天去看望母亲，需要特意多穿些衣服，因为母亲习惯将空调温度设定得很低，大约相当于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有时候干脆不用空调（家里也没有暖气）。

　　安凯彬也说不清楚母亲这种节约和环保的意识及做法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总之，没有人怀疑节约和环保是做人的美德。

　　但总体上，环保工作的推动不能全凭下意识和道德引导，比如垃圾分类。

　　在安凯彬的印象中，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他周围的美国人并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所有的垃圾都包在一起丢掉了事——像眼下中国很多公众一样。

　　推动这一状况改变的主要是市场和ＮＧＯ（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从市场角度说，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民营垃圾回收公司开展垃圾回收处理业务，尽可能让它们有利可图，这一举动调动了民间资本投向垃圾回收业的积极性，行业内形成充分竞争，最终方便了民众，更提高了全社会的垃圾处理水平；从ＮＧＯ角度看，美国环保方面的ＮＧＯ在推进国家环保政策、法律体系完善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法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环保服务市场化，并尽可能让投资环保的企业赚钱。ＮＧＯ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政府工作上，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地方环保机构是由联邦政府派出的，直属联邦政府管理，既不靠地方政府养活，也不受地方政府牵制，具有较大的执法权力。

　　至今，安凯彬已经在中国大陆连续生活了11年，对中国的情况也有深入的了解。

　　对于中美两国环保方面的差异，安凯彬认为，中国环保方面的

政策法规体系已经非常健全，只是执行起来不太理想，这与政府环保管理的体制缺陷有关。比如地方环保部门“吃地方政府饭”，实际执法权受地方政府制约。而出于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等目的考虑，地方政府对于环保工作并没有足够重视。

　　与此同时，安凯彬感觉到他身边的中国人环保意识日益提高，“比如几年前，人们还觉得水是几乎可以免费使用的资源，但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水是珍贵的了”。由于信息渠道更加通畅，公众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感受越来越深，也愿意通过各种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

　　安凯彬说，美国的环保也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过程，尽管眼下中国的环保工作总体上比美国要落后一些，但因为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所以不必完全重复美国的道路。事实上，有些工作的推进速度也出奇地快。

　　安凯彬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二秘，其间负责管理

能源和环保行业的贸易、市场开发以及技术援助项目。他记得自己刚到使馆任职不久，美国使馆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由美国四个部长级官员（能源部长、环保局长、总统办公室顾问及

商务部长）联名提出的关于汽油无铅化建议。“当时以为中国推进这项工作需要很久，不想短短几年下来，中国主要城市已经基本实现汽油无铅化，比当初美国推进的速度快了许多。”

　　（注：安凯彬现任职务是伊士曼柯达公司北亚区副总裁、中国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