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煜辉
近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我国银行业机构已经饱和，因此将审慎设立机构。有评论认为这一表态意味着，此前酝酿之中的诸多中小民营银行可能大部分将胎死腹中。唐主席进一步指出，资本准入，即民营资本以参股现有银行机构的方式进入银行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但银监会对机构准入持审慎态度。这并不是针对民营资本，而是考虑到我
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基本饱和、银行业潜在风险较大、懂业务会管理的专门人才十分紧缺等。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前不久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庄严宣布，中国银监会将出台四大措施继续鼓励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进一步扩大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银监会将提前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哈尔滨等5个城市的人民币业务，将积极研究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实行更加优惠的准入政策，继续支持外资银行在以上地区设立机构、开展业务。
面对外资银行快速抢滩中国市场的步伐，不仅设立机构数和在华资产数快速增长，更有大量外资行通过参股国内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显然，所谓中国银行业机构饱和的研判不过是“忽悠”世人的托词。
翻翻经济学的教科书，所谓“饱和”指的是一种接近充分竞争的状态，此时不可能获得太高的利润。如果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行业中利润水平相当高，就会吸引其他厂商进入该行业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利润趋向于零。从竞争的意义上说饱和，其实是一个动态过程，饱和与不饱和是交替的，如果市场饱和，企业会选择自动退出，如果不饱和，企业则争先进入。如此一来一往犹如人体的新陈代谢，维系着整个行业的高效率运行。
如此看来，中国银行业显然是不处于经济学意义上的“饱和”状态，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高度垄断的银行体制，存贷利差（价格）是管制的，出生证（准入）是管制，死亡证（退出）也是管制（政府信用担保），如此注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缺乏竞争，也就丧失了基本的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机制，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积聚。故此，打破金融垄断、解除金融压抑，培育良好、公平、公正金融竞争的格局，最终提升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应该是我们金融改革的最高战略目标。这是个方向性的、理念性的、观念性的，或者可以说是政治哲学上的问题。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操刀者之一的银监会，对于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所谓机构准入的谨慎原则并不意味着出生证派发的戛然而止，只不过是我们的监管当局希望将更多机会留给会念经的洋和尚。很显然，中国的监管当局对于境内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设下了或明或暗的 “玻璃之门”。
监管当局的职责在于监管，在于制定好规则，保证博弈的主体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进行活动，并不介入整个交易过程，角色界限应该是非常明确清晰。遗憾的是，我们银行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行政主管部门往往僭越裁判员的职能，将过多的价值判断直接加入到博弈中，甚至动用大量行政资源以保证政策的推行（诸如上市必须引外资的规定，甚至组织外资考察团到一些地方推荐城商行等等），用行政手段来制约行政对银行的干预，有时政策取向立意很好，却未必能够执行，甚至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遭到歪曲而走偏方向。
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本土民营资本很容易被资源所胁迫，难以有效摆脱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具有天生的“软弱性”。而外资机构进入至少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话语权，避免内部人控制；同时资产质量会逐步提升，另外外资股东通常会要求自己参股的银行成立诸如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的机构，这些机构很多都是独立的第三方，加上引进独立董事等，这些制度设置倒逼着银行不得不再上一个台阶。基于此，“以开放促改革”的银行业改革路径得以确立。
是否沿此路径果真能达成银行改革的宏图大业？无数的事实证明，外资最看好中国的因素之一是那些具有很强的行政垄断色彩、可以获得垄断利润的产业。如果像中国制造业的改革一样，事先向内资开放，并培育一批具有资本实力和经营经验的民营银行和职业银行家的话，我想今天中国的银行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没那么大了。研究研究手机、程控交换机、汽车甚至饮料等行业的历史吧，只要本土民营企业的进入障碍小，外资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就会不断弱化乃至消失，而本土民营企业的进入障碍大，要么直接进口外国产品要么让外资在华企业主导一个行业。那么，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可以挣脱这一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