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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钢铁、煤炭、石化、汽车等一些被认定为“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家相继出台产业政策，停止新项目审批，抬高行业准入门槛，扶持大企业大集团(通常就是本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去整合兼并业内的民营中小企业，在实际上，进入重工领域的中小民营企业成为被清理和兼并的对象。
仅仅两年前，民营企业刚刚掀起一次进军重化工业的重型化浪潮。浙江民企“造车
运动”，江苏民企“大炼钢铁”曾经轰轰烈烈。可是今天，我们几乎看不到那些曾经高调宣称要做“中国的卡耐基”、“大陆的王永庆”的民企老板的身影，进入重工领域的民营企业大多在要么关门、要么被国企收购的困境中愁肠百结。短短两年之间，何以形势逆转至此？
或许，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还没有为一场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重工业革命准备好体制环境。中国民营企业从计划经济薄弱地带的轻工领域迅猛成长起来，发展到今天向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带的重工领域，向作为国有经济精华部分的中央级大型国企发起冲击，这在舆论上、观念上和利益上可能触碰了某种承受底线，由此引发的利益博弈和摩擦碰撞必然异常激烈尖锐。而且这种矛盾冲突和近年来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更为错综复杂。并且，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国企为主力的第一次重型化不同，中央政府对这一轮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重型化既没有事先预料，更没有主动把它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失去中央政府的规划引导，也就缺失了事先的全局性讨论，“计划外”的民企重型化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当后来的利益博弈发生时，局势就变得对民企不利。
另一方面，从轻工业起家的中国民企，也还欠缺对重工业产业规律的认识和相应的经验、人才储备。当这一波民企重型化浪潮兴起之时，中国在经历持续近3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已经面临巨大的环保和资源压力，现实国情以及中央新领导层提出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科学发展战略，已不允许民营资本再按着由小到大、经过无序竞争、再由分散到集中的传统路径来操作重工业。民营企业如果昧于这一大势，仍然试图将在轻工领域屡试不爽的成功模式复制到重工领域来，那就会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必然要碰钉子。
毫无疑问，尽管遭遇挫折，我们仍然坚信重型化浪潮是中国民营经济实现升级转型的内在规律要求，是一种成长的爆发力。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在经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国企为主的第一次重工业革命，积累了庞大的重化工业基础之后，为什么还需要第二次以民企为主力的重型化？应当承认，国有经济在重工业的启动阶段，在集中资源迅速地、高起点地形成规模经济方面有它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的弊端在于企业机制上缺乏竞争的高效率和活力，最终使得国企一统天下的重型化陷入东北式的困境。因此，如果说中国需要第二次重工革命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负有双重使命：一是解决国有重工企业的低效率问题，二是解决民营经济的升级转型问题。
基于这一点，民企进入重工业的方式，特别是在起始阶段，应当更多地着力于使国有和民营两大系统的互补，即以民营企业的高效率和活力机制，与国有重工企业的资源基础、管理经验、专业人才相结合。盘活国家已有的重工资源，比起另铺新摊子，风险要小得多。这种结合需要一个共同利益的平台，混合所有制公司应当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平台。国家政策应大力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更多地通过参股国有重工企业的方式进入重化工业，尤其是一些实力不大的民间资本，与其让它们遍地搞小钢铁、小煤矿，然后一关了之，不如因势利导，用某种创新金融工具把它们集中起来，参股国有重工。国家的战略规划应当把民营资本纳入视野，而不是把它们排除在外，使之成为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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