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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伟 何磊
从“新疆模式”、“大庆模式”、“宿迁模式”到今天的“民营医院扫描”，本报组织的医改系列调查报道，暂时画上了句号。事实上，我们仅仅掀开了冰山一角。许多地方的改革尝试，可能更值得研究和探讨。甚至，本报报道的许多改革模式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本报调查报道“宿迁模式”推出当天，就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知名专家致电编辑部——不相信宿迁能做成那么多国家都没做成的事情。有几位专家也表示，他们将于近期亲赴宿迁调研。
这，恰恰是编辑部所期望的。对于医改这样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政府、媒体、专家学者，都应该持更谨慎的态度。本报将继续担当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忠实记录者。
——编者
上海长江医院的闹剧渐次落幕，正副院长的被免职虽然不能平民愤，但是民营医院的危机还是走过了一个循环。人们的眼球又开始转向别的热闹，慢慢淡忘了长江医院患者叶氏夫妇的孕与不孕。
然而在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协会（以下简称民营医院协会）秘书长赵淳眼里，事情的走向并没有发生改变，民营医院的危机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在一番热闹之后只得到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希望，政府能够从中看到问题所在并做些什么，让“新兴”、“长江”事件不再重来，让民营医院在正道上走得更远。
民营医院，骗字当头？
“送子神话”、“天价广告”、“不治之症”，上海长江医院的此番演出多少让人仿佛旧事重温。两年前，当众多媒体聚焦北京新兴医院的时候，大致也是如此情景。当时留下的口号是“没有睾丸也能生”，如今换成了“孕也不孕”。
与此关联的是：中国院长决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500名从未到民营医院看过病的受访群众中，有61.3％的人明确表示“印象中大部分民营医院社会公信度差，不值得信赖”；只有8％的人表示在“小病”情况下愿意到民营医院就诊，而愿意到民营医院住院的比例则更低。
赵淳担心，那些人们心目中的“广告医院”最终会毁掉整个行业。“这些医院的特点是在大城市，面对大农村，吹起大牛皮，举起大砍刀。其业务范围主要是‘上三路’（指美容、牙科、皮肤病）和‘下三路’（指性病、肝炎、不孕不育症），最擅长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欺骗营销。”
正是此类医院，依靠广告轰炸和“秘方”诱惑，带来利润滚滚。据了解，北京一家“送子”医院每年投入广告的费用就有上亿元之多，由此换来的利润则更为可观。“医疗领域变成了名利场，谁都想进来分一杯羹。”于宗河介绍，现在许多房地产企业纷纷转型投资医院，原来的老总也摇身一变成了“院长”。显然，投资者们的判断是，这里的利润超过房地产。
现在，连业内人士都不否认，刚刚“春天”了没几年的民营医院已经被弄得很乱。国家当年“激活医疗资源、促进卫生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期许还没有实现，民营医院自身却百病缠身了。“肆无忌惮地牟利，明目张胆地欺骗，很多时候民营医院吸引人们关注的理由不再是积极的方面，而是形形色色的丑闻和黑幕。”赵淳显得有些无奈。
他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民营医院协会成立前，为了发展核心会员，在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张自宽的率领下，用了一年时间，走遍了除西藏外的每个省份，而最终，被选中的核心会员只有20多家。
“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实在太少了。”张自宽说，如果协会的核心会员有一家出事，那这个协会的威信则会大打折扣。至今，民营医院协会的核心会员也不足30家。
赵淳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医院协会不具代表性，“但我们敢保证，进来的都是真正的医院而不是医商”。
据了解，曾被媒体集中批评的北京××医院，曾多次前来“公关”，希望能加入“组织”，但曾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于宗河会长态度始终是：坚决不接收各类医商成为会员。他说的“医商”是指那些以利润最大化为办院宗旨的民营医院。
谁惯坏了民营医院？
房地产商任志强有句名言：如果说房地产商是坏孩子，那也是政府惯坏的。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当下的医疗行业。
“连公立医院的问题都没理清楚，哪儿还顾得上民营医院。”卫生部一位官员在谈及民营医院问题时对记者坦言，吸收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行业是大势所趋，但怎么进入或哪些资金可以进入等等，都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更何况，民营医疗还涉及工商、税务、物价等多个部门。
199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可以兴办医疗机构，以作国家、集体之补充；社会力量和个人办医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尽管此前已有部分地区出现了各类民营医疗机构，但政策的大门直到此时才正式打开。
然而用一位老医政工作者的话说，门打开后，可没有设置相关“门槛”，所以洪水猛兽也一起冲了进来。他认为，当前民营医院众多问题，都跟政府没有发挥相应作用有关。
不过，国家对民营医院也不是完全“放羊”任其发展。2000年2月，国家体改办、卫生部等六部委就联合发布《关于城镇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给出了私立医院管理的大概框架。
《指导意见》把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并且要求各地建立相应的分类管理制度。对于被定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公立医院，国家规定要承担相应的公共卫生职能，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营利性医疗机构则是“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六部委这一文件被人们理解成了“医疗卫生改革市场化的信号”。各地纷纷兴办民营医疗机构，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也像国有企业一样进行产权改革，摇身变为股份制医院或民营医院。与此同时，医疗卫生能不能市场化的争论也在部分专家，尤其是卫生系统内部展开。至今，尽管卫生部已经明确医疗卫生改革要“坚持政府主导”、“非市场化方向”，但在没有相应政策出台之前，这场争论仍在继续。
全国近4000家民营医院，也在这场争论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国家把民营医院当成一般的营利企业，注定了它会按照企业那样经营运作，以至出现当前的局面。”赵淳认为，政策不完善至少是导致目前民营医院乱象的重要原因。此外，前几年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更让一些民营医院成为逐利的市场主体。
“广告满天飞问题不在广告，而在于政府管理跟不上。”赵淳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当前对民营医院的管理——人家都开汽车了，我们还是管马车的那套办法。
他表示，政府首先要认清楚医院的本质，不要将之和食品公司等同齐观（国家目前按照食品企业来对民营医院征税）。其次，政府如果没有更详细的方案出台，至少应该改变当前的准入状况。
据了解，现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如果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只要在100张床位以下，县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即可审查批准。
无奈的诚信万里行
4月4日，民营医院协会近30位当初经过精挑细选的核心会员齐聚上海。他们此行需要敲定两件大事：中国民营医院诚信万里行；全国民营医院诚信经营管理院长论坛。
“我们必须为行业品牌买单。”在当天的常委会上，民营医院协会副主任委员、新疆佳音男科医疗集团董事长黄卫东鼓动其他院长齐心协力推动这两件大事。在他看来，诚信问题已经成为民营医院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对于今年的两大活动，参会人员只有建言献策，没有异议。他们的想法是，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的民营医院知道，诚信也能赚钱；让整个社会了解到，民营医院同样值得信赖；让政府了解到，民营医院不是后娘养的。
尽管会前赵淳秘书长已经告诉大家，时间紧，只能围绕会议主题进行讨论，但这还是拦不住何伟院长的牢骚：当地媒体前几天公布沈阳市医院部分治疗项目的价格，一些小医院都在列，可上面却没有何氏眼科医院的名字。
“我的价格肯定比公立医院低，可他们为什么就不调查我们呢？”何伟认为这是媒体和社会对民营医院有意无意的歧视。他愿意和任何公立医院做比较，只是想告诉政府和老百姓，民营医院能做得更好。
“每次会议只要不控制，肯定会变成诉苦会。”赵淳太了解协会的这些核心会员了。他有时候真纳闷：为什么一个政策会让一些投机者大把赚钱，而让这些真正办医院的人举步维艰呢？他说，一些医商在前面败坏名声，而其他真正的民营医院却在后面替他们埋单。
赵淳说，他们这是“无奈的诚信万里行”。“民营医院一家出了问题，可能吓走所有的潜在病人。”廖志仁说。他是深圳惟一一家荣获“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称号的深联医院董事长。
廖志仁言语之中期盼国家能做些规范秩序的事情。“有人说，要给民营医院以扶持。我认为，在当前，规范就是扶持。”他心中的“规范”是，制度设计应让真正办医院的好“种子”生根发芽，并滤掉那些杂七杂八的“种子”。
民营医院路在何方？
有研究者指出，一个反映中国特色的现象是，中国的民营医院多集中于低端，所涉尽是一般百姓的一般需求。这和国外民营医院的发展道路大不相同。许多发达国家，民营医院是满足高端、多样、个性需求的重要提供者。
对于这种不同，医院管理专家于宗河分析说，我国的民营医院起点低，高端做不来，集中在低端，这是必然性；而当前非营利的公立医院职能缺失，管理缺位，没有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卫生功能，这给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拼价格提供了机会，这是可能性。
不过，他提醒说，随着政府不断明确医改方向，越来越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并把老百姓基本的医疗保障视为公立医院的题中之义，民营医院走低端、靠价格争取病源的做法将面临巨大挑战。
有人已经预测，如果中国的医改沿着现行的方向，并最终实现公立医院归位的话，现在的民营医院将会有八成关门大吉，剩下的则是那些高来高走的部分。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廖志仁就认为，中国的医疗需求如此巨大，即便是基本医疗服务，公立医院不可能全部“吃”下，民营医院只要做得好仍然可以分羹其中。
他的信心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为48.9％；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高达75.4％；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民营医院路在何方？或许，这是个谁也说不清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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