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中部崛起应摆脱落后的增长

　　-本报记者 王晓红

　　“中部崛起不需要‘落后的增长’，因为它会严重制约中部现代产业的发展，困扰中部崛起。”近日，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茂松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刘茂松在解释“落后的增长”时说，由于中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相当高，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因此，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立足于传统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低层次劳务经济基础上的增长，现代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还很低，如湖南省就只有一个百分点左右。传统产业支撑的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多，成本水平高，经济附加值低，且增长速度也很慢。所以，用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落后的增长”，是传统落后产业本身的增长，它远远大于现代先进产业的增长。这样，就会形成相对贫困的累积性效应。这一方面反映在GDP增长率上中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扩大。

　　刘茂松认为，面对中部地区的这种“落后的增长”局面，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而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很显然依靠传统产业的一般发展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现代产业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即发挥后发优势，跨越某些传统产业发展阶段。

　　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是有丰富内涵的。中部地区大多是传统农业产区，有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具备条件，这在中部崛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应该看到，中部不仅仅只是农业，还有原材料工业、冶金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交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

能源工业，还有高新技术产业等等。所以，中部崛起，应该是中部工业化的崛起，即中部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

　　刘茂松认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把工业化过程同区域优势资源配置有机结合起来，其核心是强调工业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高度化。在中部地区不仅制造业，而且农业和矿产业都要直接纳入工业化的过程。而今天的工业化不是搞传统的工业化，是要进行产业革命，包括技术革命和产业组织的革命。

　　“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在操作层面上应抓住三大关键。”刘茂松说。

　　一是强势开放。发展中地区走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发展道路，是要发挥后发优势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其前提是开放，即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对中部地区来说，是要进行需求创造，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梯度转移中的外溢性，对其原创技术、产品的设计思路与原理进行反求破译，实施自主创新，开发出同行业中具有功能差异性的高端产业，跨越中间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较高层次发展。

　　二是新式工业。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立足于信息化，搞新型工业化，一方面重点加速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像湖南的新材料技术产业、生物医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都已有很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打造，完全可以赶超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是用高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演化成新技术产业，如湖南的重型机械工业、电子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

化工业、建材工业等，形成光机电一体化的先进制造业。

　　三是城市带动。城市化首先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必然要通过城市化来实现资本集中和产业集群，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增长极。目前湖南的长株潭三市初步形成了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中的城市群，如果进一步在行政和财政一体化上下功夫，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南与广州、北与武汉、西与重庆、东与上海相应对的巨型核心城市，其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同衡阳、娄底、岳阳、益阳、常德等五座城市一体化，构成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的湖南工业化现代城市群带。

　　刘茂松认为，中部崛起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最为有力和最为直接的政策支持是财政政策。那么，在东部优先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对促进中部崛起还有多大的财政政策空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促进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体系？对此，刘茂松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作文章：

　　第一是建立公平性的公共财政政策。按照东部、西部和东北的政策来对待中部，促进中部快速崛起。另外，我国中部多是农业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今未建立起来，还得依靠最原始的“土地保障”，且这又影响了土地的流转，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此外，农村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极为严重。所以要解决中部地区的农村问题，首要的政策就是中部农村要享受同全国城镇水平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

　　第二是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财政政策体系。这个政策应该先在中部地区推行，并给予重点倾斜。体现在财政政策上，就是要建立国家对中部地区农业补贴的机制。包括国家新增农业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主要用于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扩大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的标准和规模；增加中部粮食风险基金，实行粮食销区对口扶持中部产区的政策等等。

　　第三是建立先富帮后富的财政政策体系。全国支持东部快速发展，东部发展起来后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实先富帮后富或者东部反哺中部，体现在财政政策上，首先是应该实施有区域差别的财政体制，如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的比例比中部地区应低一些(如30%左右)；

增值税转型应先于东部在中部地区全面推开，通过固定资产税额的扣除来促进中部投资和技术进步等等。其次是增加对中部地区的财政投资。再次中央财政加大对中部区的转移支付，如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科技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公共卫生投入、社会保障投入和扶贫投入，豁免中部地区公益性国债项目和贫困地区国债项目的转贷资金等。

　　第四是建立多工具组合的财政政策体系。传统财政政策主要是财政收入(税收)、财政投资(含国债投资)以及转移性支付等，现在看来这对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空间是有限的。因此，还需进行财政创新，建立多工具组合的财政政策体系包括政府信贷、政府担保、政府参股和政府基金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对中部的投入。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