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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建国
小决策者撬动重要改革的事例不断涌现。据4月13日《新京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兑现了校长徐显明在两会期间“本科分省招生计划按省人口比例确定”的承诺。今年，该校在河南、山东、四川的招生都达到或超过了100人，分别达到了102人、102人和1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去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了1
3.51%。
徐显明主持的这项改革，和以往地处北京的全国重点高校招收名额严重向北京倾斜这一现实相比，绝对是教育公平在改革实践上的一个突破，必定会得到人口大省家长、考生们的肯定，必定会对整个高校招生政策的变革带来影响。笔者赞许之余，觉得这里面还隐含着一种现象——那些身处基层但拥有决策权的人对改革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他们对待改革或对待良心的态度，对一个地方或一个行业的整体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那些在某一行业或行政层级充当掌门人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拥有很多设计、推动改革的机会和权力，如能像徐显明一样推动这项改革的校长还有很多。可是，他们为何没有这样做呢？这里面有计划经济时期严禁基层官员创新这一观念的束缚，有“改革会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抵触情绪，有“不当出头鸟”的对改革风险的权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难得清闲”的懒惰意识，更有“不改革也不会被追究、更不会影响仕途”的功利心理等等。这些，最后都统统化为极其普遍的等待改革心理：“只要中央让改革，我就改革，中央不说，那就等等吧。”当然，他们的借口和办法多得很，什么时机没成熟啊、会引发震动啊，等等。这种等待心理，是整体改革步伐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都期望中央多多出台既事关全局、又事无巨细、让所有行业和单位在所有细节上都有所遵行的改革决策，让下面的小决策者有所遵循，在减小风险和阻力的情况下大踏步改革。但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改革是全国人民的事，而不是中央几个人的事。要知道，越是中央最高决策层，人数越少，他们既不是千里眼、顺风耳，更不是千手观音，不可能看到所有的下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他们的决策只应是宏观的、方向性的，更多的具体决策只能由更多的小决策者们来操作。如果全国所有小决策者们都去等待上面的立法或文件，那是一种懒惰，是一种失职，是在让中央去做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
其实，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小决策者的探索往往是大决策的前提，大改革往往是被小决策者撬动的。虽然小决策者们自己拍板搞改革会有一定风险，但改革必须冒风险，没有风险的改革根本就不是改革。只要决策者按照良心办事，以一颗公正无私的心主持改革的设计和推动，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因为会得到多数公众的支持，即使被误解，那也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只要你的改革获得良好效果，迟早会得到上级直至中央的承认，被作为典型去推广，甚至作为蓝本制定和推行全局性的重大改革。举个例子：对中国农村大规模改革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初就是由拥有最低决策权力的村组干部创立和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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