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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造成包括4名女工在内的9名矿工死亡的“4·6”矿难的湖南冷水江毛易镇东塘煤矿，被当地纪委查出“官煤勾结”、“红顶官商”的事实。据4月13日《潇湘晨报》报道，东塘煤矿的矿老板苏育田的丈夫陈送长，系一名正科级国家干部，“在担任金竹山乡副乡长期间，主管过工业和安全生产。”而该煤系多年前由陈家买断，陈送长还在去年“清纠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入股煤矿或企业”中瞒报实情。目前，当地纪委已将其“双规”。
我们都曾经吃惊进而沉痛于矿方使用女工下井这样一个事实，以为尊严已经被践踏到这样一个地步。但在沉痛之中，我们其实都应明白的一点是，生命的非正常消逝已经是最大的悲剧。对于已然酿成的悲剧而言，悲剧的主角是男是女，其实已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即便是对于更加关注女工下井的事实的人，又有谁会认为，当矿方在暴利的驱动下敢于违法开采的时候，会不敢使用女工下井？会在乎他们获得利润的“工具”是什么性别？因此我们加倍感知的一种悲哀，依然是法律或公权失守的事实。
我们都还记得，去年8月30日，由国务院等部门联合发出“撤资令”，要求凡在煤矿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撤出投资，否则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然后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我们已经很难猜想陈送长为何能够在瞒报真相、拒不撤资之后，既未被查出，又未受到任何处理。也许是对方太狡猾的缘故？但这也恰恰进一步表明，矿方既敢于顶风瞒报，那么不论使用女工或违规生产，又有什么是不敢的？
去年9月22日，亦即国家给出的撤资大限之日，面对内蒙古等地无一人撤资的窘状，曾有论者指出，对于官煤勾结治理中的一种近乎父爱主义情绪的泛滥，注定使无人撤资成为一个命定的结局。正是在这种治理困境当中，终至形成了一个“制度避退，官煤挺进”的格局。冷水江“4·6”矿难，再次印证了这一判断。不过这一次，“官煤”不可遏止地酝酿成了一场灾难，并用9条生命做了写在法律边上的悲怆注脚。
君子可欺以其方。但作为底线的法律，不应成为君子。法律只能是一种底线，而公权的获得者也正是这个底线的守护者。当这个底线一经超越，悲剧的意义便不因其主角是何种身份而有所增减，甚至亦不因死于矿难的女工乃矿方家属的事实而有所增减。但是从矿方敢于拒不撤资、隐瞒真相，到敢于使用女工下井并违规生产，这样一种步步进逼之中，我们却实实在在地感知法律以及公权的步步退守，感知法律或公权与违法矿主之间恪守着的某种难以言喻的“君子之道”。
退，只能是终无可退、退无可退的，除非法律与公权根本就是无视公民的生命安全。所以，对于疯狂的利益追逐者，温和与容让都不是人类的理性所在，更不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理性所在。当我们更加吃惊于这样一些更具悲剧意义的事实，以为恶劣至此，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时，也恰恰暴露一直以来，我们很多人总是善良地希望，盗亦有道，即使是违法犯罪，也不应突破人伦的底线才好，不至于沦为非人才好，总希望他们能以人的名义给人类留一点点尊严。但事实证明，我们一再地失望了。面对那些疯狂攫取利润的矿主，我们如何能够寄希望于他们尚未泯灭的良知？
（原标题为：矿难再现的公权避退和官煤挺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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