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鞋业联合起来

　　□本报记者 肖华

　　面对来自欧盟的反倾销压力，中国鞋业选择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嘈杂而不安全的外部环境。虽然主要联盟的发起人是台湾厂商，但联合在迅速褪去地域色彩。这是中国制造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4月8日，周六，一场隐秘的选秀在广州花园酒店进行，来自广东番禺、辽宁大连等地的鞋商们向一批又一批专程赶来的欧洲律师轮番发问，希望从中挑出最满意的一家。

　　而在遥远的欧洲，法国媒体报道说人们因担心鞋子涨价而开始抢购，英国伦敦的零售商则发起了一场传单运动，试图告诉消费者价格上涨的真实原因是欧洲人自己的决定。

　　此前一天，4月7日，欧盟开始对中国和越南皮鞋征收为期半年的临时性反倾销税，税率将从4.8%逐步加至19.4%。半年之后将裁决是否固定下来，征收5年。

　　一切都缘自去年7月初欧盟对中国皮鞋提起的反倾销调查，这是中欧之间迄今涉案金额最大的一次反倾销。当时，德国媒体评论，欧洲刚在裤子上赢得了一寸，还想在鞋子上进一尺。

　　不过，历经“打火机之战”、“家具之战”、“胸衣之战”等一系列事件后，中国企业正在苦痛中成长。2月8日，8家广东鞋企自发成立“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不久推选出15家执行委员。他们将筹资300万元共同聘请律师、经济分析师、公关公司为中国鞋业辩护、游说，并高调接受CNN、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的采访，以“向欧洲传递压力”。

　　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开始跨入主动联合设立组织以求自我保护的时代。在西方国家，这一潮流自19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被形容为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结社革命”。而现在，一位台湾学者评价说：“大陆终于开始了”。

　　台商拉起手

　　“在大陆，我们第一次遭遇反倾销，也第一次拉起手。”联盟召集人、广东番禺创信集团董事长吴振昌说。他有另外两个头衔：台湾制鞋公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台商协会会长。

　　这个50岁的台湾人是鞋厂老板的后代，在大陆已有16年。在制鞋业，台湾人是一支重要力量。1980年代末，由欧美—日本—台湾地区的这个行业因成本升高而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整体迁移。在制鞋重地广东，尽管分布着近8000家各类鞋厂，但行业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活跃于大陆的台商手里。

　　不过，尽管同在大陆，同样制鞋，台商之间却少有联系甚至互不相识。一位台湾老板如此解释不认识同在一个区的另一位同乡的原因：“行业一直红火，大家埋头做鞋，没什么需要联系的，也没有组织可以联系。”

　　在台湾时，这些老板都是制鞋公会成员，而在大陆他们没有成立类似组织，却又对加入大陆协会缺乏兴趣。一个数字是，在他们的聚集地广东，加入省鞋业厂商会的台资厂商仅有一家。

　　在遥远的欧洲抡起的一根大棒让这群陌生的台湾人迅速牵起了手。

　　2005年6月30日、7月7日，放开鞋类配额管制仅半年的欧盟对中国劳保鞋、皮鞋提起反倾销调查。在被抽查的13家中国皮鞋企业中，广东占了7家，其中5家是台资，刘旭的南海金履鞋业正是其中之一。

　　2个欧洲检察官查了3天账，连电费单都有供电部门证明没有特殊待遇，他自信地认为没有问题。不料今年1月调查结论公布———所有企业均被欧盟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整个中国鞋业在这一环节上全军覆没，对最终裁决极为不利。

　　58岁的刘旭穿着“Lee”牌牛仔裤和绿色条纹衫，将一辆黑色

跑车开得飞快，“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组织起来？”

　　2月初，政府部门召集受影响的企业商量对策，刘旭和一个同乡一起提出了这个问题。

　　提议当即得到热烈响应，大家公推吴振昌为召集人。有趣的是，吴的创信集团并不在7家企业之列，而他本人当日也没有参加会议。至于推选吴的原因，刘旭说：“我并不认识他，但大家都认为他善于跟政府打交道，人也很热心。”

　　随后，联盟主动寻找同盟者并选出15家执行委员，明确要求每家执行委员再吸收10个企业参加。这些执行委员中既有大陆老板，也有美国厂商，台资色彩逐渐淡化。

　　对这个联盟，政府表示欢迎，商务部专门派人参加了成立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一位联盟成员告诉记者，正是在这次会上，他才首次直接接触商务部官员，而自此之后这个渠道一直保持通畅。3月中旬，在联盟的主动要求下，商务部让他们和官员们一起坐到了欧委会贸易救济司司长维尼格的对面。

　　NIKE的斗争与三个中国联盟

　　在维尼格对面的其实也有不少欧洲人，NIKE、Adidas等声名赫赫的运动装巨头就联合发布了许多声明。

　　2005年底，欧洲运动用品行业联合会(FESI)对欧盟委员会发布警告，强调如果堵塞中国与越南这两个生产高科技运动鞋的国家的供应渠道，欧洲的运动业将无比痛苦。他们的理由是，那将使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同时使欧洲工业失去64万个设计、推广和物流方面的高收入工作岗位。

　　1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香港部长级会议期间，NIKE公司的RoryMacMillan说，“因为我们在欧洲没有生产，我要传达的意思是，不管你做些什么，也不会有就业岗位回到欧洲。”

　　作为努力的结果，今年3月欧盟公布的初裁中，高科技运动鞋被免征反倾销税。

　　不过，在大洋这边的中国，声音并非NIKE们那般集中而有力，一个小插曲显示了企业的不同想法：与维尼格座谈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德国零售商在温州鞋商陪同下找到吴振昌的联盟，希望能共同提出他们设计的一个方案———使用配额进行管制。由于方案将配额管理权交到欧洲进口商手上，吴振昌当场表示拒绝。

　　两年前，在应对来自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时，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发现许多会员并不乐意加入集体行动，同样，今年广东鞋企联盟的步履也不顺利。温州最大的鞋类出口企业之一东艺鞋业就没有兴趣，董事长陈国荣如此解释他的理由：“那么多联盟，我参加哪个？”

　　在他面前的联盟的确不止一个。3月8日，温州鞋革行业协会联合广东鞋业厂商会、泉州鞋业商会一起成立了另一个联盟，名字也叫“欧盟反倾销应对联盟”。

　　在当天发布的《联合宣言》中，三地行业协会反驳了欧盟的调查，并倡导各企业积极应诉“无损害抗辩”。广东鞋业厂商会秘书长吴航透露，5月底在广州举办的“第十届国际鞋类、皮革及工业设备展览会”期间，将召开一个研讨会，“名称还没想好，就叫反倾销应对大会吧”。

　　几乎同时，

福建富贵鸟鞋业也对外宣布，打算牵头成立“十大鞋王联盟”。对于获得真皮鞋王称号的这十家企业来说，专门针对皮鞋进行的反倾销无异直接把棒子敲到他们头上。就富贵鸟而言，尽管眼下所受直接冲击并不大，但为了出口欧盟而建的新厂将于明年初正式投产，届时50%的产量将受影响。

　　回应令人失望。“响应的人很少，这个计划基本已经搁置。”富贵鸟集团外贸经理廖海君说。

　　目前，富贵鸟已是广东鞋企联盟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且自己独立聘请了一家“离欧盟非常近”的比利时律师事务所。

　　不过，尽管看起来有些混乱与无序，一位经济学家依然感到欣喜。在他看来，当企业不再只是单打独斗，“他们正在试图通过联合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有效的合作模式自然会从混乱中诞生。

　　为未来而战

　　台商们正在期待他们的联盟能脱颖而出。眼下首要任务是寻找应对反倾销的方案和证据，更长远的打算则是成为像台湾制鞋公会那样的组织。

　　在吴振昌看来，长处不同的律师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像是睡不着觉去看医生，内科可能会说内分泌失调，心理医生则认为是精神抑郁。他说，“你得判断谁的药更便宜、更有效、更容易找到。”

　　除了方案，数据的收集也是联盟关注的重点。这些台湾人回忆，1970年代中期，当今天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在台湾地区，制鞋公会总是能及时拿出行业的详实统计数据以供谈判或者分配配额。最近，公会也向所有会员发出问卷调查表，调查台商在中国大陆生产涉案鞋子的品项、数量与出口单价等。

　　而在这次的反倾销调查中，欧洲人的数据说明在去年配额放开后的前三个月，鞋子增长了700%。中国人除了抗议这是“有瑕疵的数据”外，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数字。

　　“我们得推动政府去进行谈判，并且提供弹药，毕竟他们管鞋子的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刘旭说。

　　两年前打火机行业发生的事情让许多中国产业记忆犹新：当美国通过对中国打火机的CR法案(即要求价格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加装儿童安全保护装置)时，中国选择了沉默和退出。随后欧洲也通知中国四年后实施同样的方案时，由于有关部门未加重视和国内企业信息闭塞，这个消息直到表决前夕才传到生产了全球80%打火机的温州。尽管随后欧盟提起的反倾销调查在温州人的努力下撤诉，但这一事件还是令国人震惊。

　　至于游说欧洲，联盟成员普遍认为中国企业现在的力量还太弱小，尽管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一家江苏企业成功应对反倾销的趣事。那是2003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提起对中国农药的反倾销，后来这家江苏企业发动国外进口商等利益群体进行抵制，后者揭露了阿根廷经济部长与孟山都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有关联，以至总统下令让经济部长回避。

　　而在长远的将来，这些台湾人梦想着拥有一个大陆版的制鞋公会，代表他们的利益进行各种交涉，比如海关的计量单位：皮革进出关时国际通行的单位是平方英尺，唯独中国海关有些按公斤计算，平白添了许多不便。

　　他们的梦想依然面临诸多困难，最尴尬的莫过于地位问题。由于没有法人地位，现在联盟聘请律师时，不得不由各成员分别出具法律文件授权。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决心。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一场为了赢而打的战争，不如说是一场不得不打的仗。

　　“这不是哪一个企业、哪个地区的事，甚至不只是鞋子行业的事，”温州鞋革协会秘书长朱峰说，“连一个99.9%的企业是民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都被认为不是市场经济，我们还有哪个行业可以逃脱这种命运？欧盟连这样的产业都要保护的话，还有什么不会保护？如果我们沉默，中国制造的麻烦只会更多。”

　　而在吴振昌看来，从日本到台湾地区，从台湾地区到大陆，即使再从大陆到东南亚，同样的摩擦依然随产业的转移如影随形，今天的应诉只不过是为了未来做好准备。无论结果输赢，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一过程中的积累。

　　“只要是周二之前，所有来的律师我们都见。”这天吴振昌的午餐时间是5分钟，几天来他会见的西方记者比前50年加在一起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