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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年底传入中国大陆，短短两三月便风靡各大城市的一种名叫“巫毒娃娃”的玩具，近期备受社会争议。一些城市的工商执法部门以“巫毒娃娃”玩具宣传封建迷信，销售这种玩具的商家涉嫌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由，对其进行查扣。而通过网络销售此类玩具的一些网站也接到了工商执法部门禁止销售的通告。
一种小小的玩具何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并惊动政府执法部门采取行
政强制手段对其进行监管呢？“巫毒娃娃”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言是一种“另类时尚毒药”？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果真体现了或者会转化为一种“反先进文化”、“反社会消费”甚至“反人类文明”的社会逆动力量？
“巫毒娃娃”是Voodoo Doll的汉语音译名称，其上市的真实名称叫“堕天使路西法”（Bad Devil）。据说，“巫毒娃娃”是非洲南部巫毒教施法时的一种媒介，原始的“巫毒娃娃”是由兽骨或稻草编制而成，被视为邪恶诅咒的代表。但后人认为巫毒术中关于守护、治疗、恋爱等正面的法术能给人带来幸福，于是手工编制的各系列主题“巫毒娃娃”就诞生了，并流传到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以及日、韩和我国港台。这种娃娃并不是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工厂大批量生产的玩具，而是被赋予了某种特殊使命的守护精灵。
从玩具的起源来看，由古流传至今的各类人形玩具，究其根源，都与古代人们的祈愿、诅咒、镇魇等功用相关联，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带有迷信和宗教色彩的道具，其原始的功用慢慢被淡化，逐渐演化成今天以娱乐为主要诉求的玩具了。“巫毒娃娃”的出现当然算不得巫文化的复活，更说不上是体现了“反人类文明”的社会逆动力量的存在，即使被当成一种“次文化”或“另类文化”，其暧昧性也仅仅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必然心性。如果一件玩具一定要挖掘其最初的制造时的本意，那么我们今天带在身边的布娃娃、木偶，甚至工艺性很强的绢人等，其原来的功用又有哪些是经得起推敲考究的呢？
有人在分析“巫毒娃娃”现象时，引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话说，“其实文化的每一步都险象丛生，因为它最容易成为反文化和伪文化的花衣裳。”进而认为，“当社会以次文化的暧昧给‘巫毒娃娃’开了路，只是群体性地表达了这个社会对一种恶俗文化的亲近，满足了部分人的不良的心理归属：个人仇恨的是非曲直本身就欠缺程序正义的拷问。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不是我们播撒的爱的种子太少了，而是仇恨的种子太多了。”这种分析高则高矣，只不过高得有点过了，走了极端，有杯弓蛇影的意味。
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重玩具的娱乐性而一味地抹杀玩具的社会教化意义，毕竟玩具是人类从幼童到成人阶段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手段和工具，正因如此，我们对于玩具的多样化更应倡导。巫文化对今天而言已定性为文化糟粕，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巫文化记载着人类心理发展的轨迹，同属于人类文化的遗产，先进与落后，丑恶与美好，都是年轻一代需要了解和分辨的。青少年应当成长于相对清洁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我们也负有对他们的保护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要求我们把他们置于无尘无菌的真空之中。
“巫毒娃娃”玩具在东南亚、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流行有日，既少见民间争议，更无政府出面管制的事发生，而国内一些心理学专家和社会人士所担心的因购买这种玩具而有可能导致的不良事件亦并未见诸媒体，这当然虽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天然具有一种对“巫毒娃娃”这种“另类时尚毒药”的解毒机制，但至少表明他们对此有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他们有一种对另类文化以及另类文化产品的宽容态度。玩具可以是游戏，也可以是宣泄。“巫毒娃娃”与国外万圣节、狂欢节上使用的整人玩具道具一样，大可不必在国内顶着舆论的压力和苛责。 作者：胡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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