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可再生能源推广中的尴尬

　　■本报记者陈宏伟

　　2006年4月6日，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挂甲峪村上空居然是漫天飞雪。

　　王保才早上出门时没想到天气会这么冷，但他还是按计划到挂甲峪几户村民家，跟踪考察生物质气化炉的性能。这几款炉子是平谷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前不久从国内不同地方 买来的，放在挂甲峪几户村民家试用并作性能比较，最终要决定选用哪种产品在挂甲峪推广。王保才是平谷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主任助理，对平谷区农村能源情况了如指掌。

　　可再生

能源示范村

　　生物质气化炉是什么东西？

　　简单说，生物质气化炉是一种供做饭、取暖的新炉具。这种炉具的工作原理是使果枝、秸秆等生物质在厌氧、高温环境下气化，生成一氧化碳、甲烷、氢气等气体，并燃烧产生热能。

　　“生物质能可以就地取材，除了基础投入外，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相对太阳能和沼气而言，生物质气化炉利用能源的成本还要低，又同样清洁。”王保才说。

　　王保才认为，生物质气化炉是推广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又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也是他最近工作的着重点之一。

　　为什么王保才要选择挂甲峪村做推广试点？

　　因为挂甲峪是由北京市农业局能源生态处确定的可再生能源示范村。在这里搞好可再生源推广工程，对于整个平谷区，既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又有实实在在的示范作用。

　　挂甲峪成为可再生能源示范村是有道理的：

　　按照王保才对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估算，眼下，挂甲峪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其总能耗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数字：就全国而言，目前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7％，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这一比例也不过有望达到15％；欧盟的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是20％。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挂甲峪了解到，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在这里都得到了重视和较好的利用：

　　村里根据具体地形条件，安装了35台（套）风机；农田里安装上太阳能杀虫灯（据说可以杀灭37种害虫），路灯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太阳能的。更引人注目的是，村里集资为村民建起了太阳能采暖房，一期建了70套，这意味着有一半的村民将不再用土暖气而改用太阳能取暖（挂甲峪共有146户人家）；生物质能方面，有17户村民用上了沼气。

　　农民接受起来不容易

　　王保才到各个试点户看了一圈，闷声不响地走了出来。

　　这几款生物质气化炉中，有四款是从外面买来的，还有一款是王保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产品，叫“挂甲004”。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各不相同，却没有十全十美的：有的气化效果好，但点火技术不易掌握，而且燃烧不充分；有的燃烧充分，热效率高，但加料费时费力。

　　虽然在王保才看来，炉子有利有弊是正常的，有两款炉子用起来应当不错，但村民可不这么看。

　　王保才说，生物质气化炉再怎么好使，也还是比用传统炉灶费事。“烧传统炉灶，老太太脚一挪窝，随便抱起一把柴，往炉膛里一扔就得；生物质气化炉用柴，必须切成小段才行，相对而言，确实不方便。而且，偏偏现在村里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家里生火做饭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技术含量稍高一点或者费力气稍大一点的事情对他们就是难题。”

　　还有钱的问题。

　　这几款气化炉单价大约都在700元左右。按王保才设想，推广使用时，政府解决30％的钱，让农民掏500来块钱。

　　“但对农民来说，就是再有钱，也不愿意随便往外掏钱。传统炉灶用起来方便，长期以来也已形成习惯。你说直接烧柴污染环境，对身体有害，他们并不觉得有多严重。”王保才说。

　　如果这种新炉具在挂甲峪推广不开，在其他地方推广起来怕就更难了。因为挂甲峪既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观念基础和组织基础，更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这个146户人家、460口人的小山村，靠着一个村办企业，以及种植果树、发展旅游业，农民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

　　王保才知道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钱，但他并不赞成让农民免费用上生物质气化炉，“不要钱，他们就不会当回事，没准儿根本不使。不过，农民自掏的钱应当再少一些，我觉得掏五分之一就比较合适，既让他们在意，又让他们乐意。”

　　王保才这话多少有点异想天开。因为让老百姓少出钱，就得有人多掏钱。要是能非常顺利地筹到钱，王保才也就没必要大会小会、会上会下地跟有关部门磨嘴皮子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缺钱

　　4月10日，再次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当天，为了推广沼气问题，王保才还在找政府有关部门要钱。

　　“如果钱的问题不解决，今年的沼气推广目标估计够呛！”王保才说。

　　王保才所说的目标是：大约用11年左右时间，在全区275个村推开沼气工程，平均每年完成25个村。按平均每村200户人家算，25个村总户数是5000户。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自然不可能每户都搞沼气。最终，区里给王保才定的目标是每年搞300口池子。

　　眼下，建设一口沼气池大约需要3500元（根据容积大小而有差异），现行做法是农民出1500元左右，政府出2000元左右。但政府规定，只有每口沼气池子建成验收合格，2000元才能补贴到位，之前只能由农民或村集体垫付。“这一垫付，就挡住了很多人。集体经济基础好一点的村子还好说，否则全让农民掏钱，是根本不可能的。”王保才说。

　　按每个池子出2000元计算，300个池子，政府一年要出60万元。王保才的想法是，这60万别等沼气池建好再出，至少需要先拿20万出来，这才大致可以周转得开。

　　其实，王保才还希望政府能多出一些钱，还是按照他那“五分之一理论”，一个沼气池3500元，政府出2800元，农民出五分之一即700元。“农民花钱，1000元是个坎儿，超过1000元就是个大数，花起来会非常慎重。”王保才说，“沼气工程主要是一项社会工程。据专家测算，一个沼气池投资回收期长达17年零3个月，根本不能用经济眼光看沼气推广问题。”

　　管理和服务体系跟不上

　　有了沼气的人家，情况怎么样呢？

　　“沼气不太好用。”平谷区东四道岭村的范德文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东四道岭离挂甲峪不远，农家旅游业办得也很像样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范德文家感觉到，他家的旅游生意不错。

　　正因为要接待很多游客，范德文家能源消耗也多。老范家可算是农村能源的荟萃之地：既烧传统的柴禾和煤，也用现代的液化气，更用上了太阳能、沼气、轻烃气等可再生能源。

　　从复合能源利用结构中感到方便的范德文说，光指望沼气肯定不行。

　　老范家有一口8立方米的沼气池，由于没有必要的保温措施，每年11月初到次年4月底的半年时间里，池子出不来气。其他月份，随着气温不同，每天生成的沼气量也不一样，或多或少，不好掌握。天太热时，气多得用不完；天气偏冷时，气不够用，“有时候饭做着一半就没气了”。

　　东四道岭现有40多户人家，5户人家建了沼气池，其中只有包括范德文家的池子在内的2个池子算是能够“正常使用”。

　　据范德文说，另外那3口沼气池没有使用的原因，一个是管道出了小毛病没人修，一个是户主嫌出入料太麻烦，一个是没有相应的保温设施从而出气量太少。

　　“发展沼气不是挖好池子就万事大吉了，还得有使用过程中的维修、技术指导、进出料服务等支持体系。”王保才说。

　　在范德文印象里，1980年代，他们家周边的村子沼气搞得轰轰烈烈，差不多三分之一人家都建了沼气池，“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地都废掉了”。

　　“那时候后期服务能跟得上。”王保才说，“当时全区21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服务站，现在全撤了！”

　　作为区政府直属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农村能源服务中心连自己的员工工资也不能算是有完全保证，更没有可能拿出钱来搞服务。

　　目前，平谷区总共有17720口沼气池，按王保才估算，要想维持正常使用，需要一支专门的服务队伍，加上培训、维修等相关费用，每年少了12万块钱不行，“可现在一分钱也没有”。

　　王保才眼下的办法只有动员村民成立互助小组，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

　　集中建设同样行不通

　　理论上，这些因分散建设而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集中建设来解决。

　　王保才他们也试验过建设秸秆气化中心站，为农民集中供热。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建了5个，黄了5个。平均下来，单个中心气站建设费用约在60万元左右。

　　浪费的不仅是钱，更是王保才他们的热情。

　　失败的原因各种各样。王保才介绍说，“有的是村里领导人变更造成的，这任领导心血来潮要搞气站，还没搞好，领导换届，下一任领导兴趣放在了别的地方；有的是管理不善，比如找个退休老干部值班管气，村民休息了，老干部还得上班，心里不平衡，不干了；有的是收费问题，供气范围内有个区属学校，村里对学校定的收费标准要高，学校不乐意，最后也弄不下去。”

　　如何体现因地制宜原则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农村能源方面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们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一直强调的是因地制宜，这不是一句口号。

　　这位人士以发展沼气为例说：在中国，类似平谷这种大城市的郊区，养殖业的工业化、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户的家庭养殖业总体上呈萎缩趋势。而户用沼气的发展基础和重要的原料来源正是农户的家庭养殖业，失去了这个基础，沼气对农户就失去了很重要的意义，沼气本身也成了无米之炊。这应当才是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沼气推广不顺利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有关部门在制订发展目标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遵循规律，尊重现实，不能拍脑袋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