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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农业知识产权转让的速度跟不上冒仿的速度。面对技术极度贫乏的千万渔农业养殖户，打击侵权既力不从心也于心不忍。专家建议———
本报记者邱登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民共识的当下，农渔产品和产业的自主创新与低效的
产业水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上月，粤西农渔业大市湛江市召开的“2006年知识产权在渔农业的应用座谈会”，开全国之先，提出了农渔产品和产业的知识产权话题。
记者了解到，尽管利用专利、商标以及原产地等知识产权利器保护农渔产品和产业发展，能够迅速提高农渔产品的附加值，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各级政府认识不深，投入不足，导致农渔民未能从中真正受益，其结果是为农渔民奉献知识财富的农渔专家以及相关科研机构积极性明显不足，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反过来，农渔民尽管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但由于经济条件和知识水平的限制，用知识产权来引导他们提升产业水平显得过于超前，对他们来说，这个话题显得太沉重。
有识之士指出，我国应该充分借鉴日本实施了近百年的农政经验，由政府帮农民用好知识产权利器，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农渔产业水平，让承传几千年的低效的小农经济真正变成高效的渔农产业。
1漂泊的“北部湾虾王”
黎小民光着脚、卷着裤腿站在虾池边，望着湛蓝的池面上泛起的串串晶莹的小水泡，脸上露出像老农一样憨憨的笑意。如果不是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加上一脸历年未脱的书卷气，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他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渔民。
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北方某著名高校生物化学专业的黎小民，毕业后分配到北部湾某海洋研究所从事鱼虾养殖研究。回到故乡加上专业对口，他工作状态稳定且积极，很快成为所里的业务尖子。本来按正常的路子走下去，他将马上由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过几年再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南中国海渔业研究的知名专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按政策要求，在晋升高级职称之前，所里规定必须挂职锻炼一年。黎小民被安排到一个海边小镇担任分管科技工作的副镇长。
他的专业知识很快在当地的养殖场派上了用场。半年时间，在他指导下养出的明虾个头和肉质就超过了市价比当地土虾贵一倍的浙江舟山出产的对虾，上市后大受欢迎，并且有出口商找上门来商量大批养殖出口的生意。“虾王”的赞誉不胫而走，临镇、临县甚至临市的渔民很快知道了他的名头，纷纷请他上门指导。一年挂职时间很快就到了，黎小民面临抉择。是回所里上班，还是留在海边做“虾王”？如果回到所里，按部就班，他可以成为专家，但由于体制的限制，他所学之长将不会有实际的出路；在海边，在养殖场，他可以实现他的价值。
他选择了后者。十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南中国海上百个养殖场，不仅使虾质和虾量大幅提高，而且处理了大量的经常出现的虾场病害危机。记者在虾池边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处理完一场虾病。“我还会这样漂泊下去，”黎小民没有后悔十年前的选择。
2体制约束难有作为
“这种状况到现在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黎小民对海洋所脱离渔农产业的状况持批评态度，这也是他当初选择漂泊的主要原因。并且他认为，这种状况按目前的体制是无法改变的。
在研究所，每一项课题都是按国家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所配套的资金非常有限，有时少到甚至连职工正常的工资都不能保证。所以进行横向联合是唯一发展的出路。“但渔农业不可能有像样的、成气候的横向联合，”黎小民解释说，我国渔农业绝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一项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所付出的代价很高，单一的渔场或农户绝对没有能力独自承担。但如果分别转让，不仅中间成本增加，而且很快就会被冒仿，转让的速度肯定跟不上冒仿的速度。“打击侵权更谈不上，”黎小民对渔民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方面，对侵权的认定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冒仿者东一家西一家，打击成本之高是研究所本身所无力承担的。“话说回来，即便是明知其侵权，按目前渔民的状况，你也不可能去进行所谓的打击。毕竟对他们来说，知识产权这种概念，实在太超前、太沉重，”说这话时，黎小民脸上流露出十多年来与渔民兄弟积累起来的深厚的情谊。
所以，黎小民认为，目前他所做的只是研究所不愿意做，而且也不可能做到的技术支持。当然，从个人收益而言，也比在研究所要强不知道多倍。
3“你怎么忍心去打击？”
出席“2006年知识产权在渔农业的应用座谈会”的湛江海洋大学科研处杨萍副教授谈起这个话题，表达出与黎小民类似的情感。“让渔民农民自己搞商标、搞专利，实在太困难。我们培育的种子或品种转让给一些大的种子公司或农渔企业，第二年就会在市场上看到仿冒的产品。即便是明知农民兄弟在侵权，你怎么忍心去打击？”谈到农民的处境，这位软心肠的女教授言辞间有些悲壮。
座谈会上，各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语气都有些沉重，因为真正按工业产品模式进行知识产权运作的成功实例几乎没有一个！
采用独有技术培育出来的农渔产品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大家所熟知的黑美人西瓜、官渡橙、广海鸡、茗皇茶等等，均在座谈会上被提出来进行讨论。这些产品或以商标、或以原产地、或以专有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与会者分析认为，无法保护的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首先是分散的自耕自养型农渔业既不利于知识产权的普及和推广，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次是由于权利和技术拥有者由于得不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对保护力不从心；最后是整个社会环境，尤其是农村环境对知识产权缺乏认知，保护无从谈起。
出路何在？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报春是一个活跃的知识产权律师，她也被邀请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她似乎意犹未尽，会后另外专门约见记者发表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看法。
“应该学习日本对渔农业的支持，由国家把知识产权的责任承担起来，”曾报春说。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张璟对此文亦有贡献）
■他山之石：日本农政可资借鉴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报春是一个活跃的知识产权律师，她说：“应该学习日本对渔农业的支持，由国家把知识产权的责任承担起来。”她介绍说，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日本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主要模式是政府出资对研究机构进行补贴，所产出的知识产权成果无偿向农民转让，让农民在政府的支持下提升整个产业水平，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使日本农业产品的附加值保持在世界最高水平。
她解释说，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研究机构不担心成果的出路，同时也不用担心侵权问题的发生，更不需要农民来直接面对知识产权这么沉重的话题。“建设新农村的措施很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正有效的办法，”曾报春感慨。
和她有相同看法的有识之士不乏其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认为，日本的发展经验中值得借鉴的方面很多。因为历史上中日两国都是小农国家，至今仍然是农户经营，规模都很小。1960年以前，日本还处在人均国民所得(等于从GDP中减去物质消耗)几百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曾经一度拉大，但以1961年《农业基本法》的制定为标志，确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的发展目标，到1972年目标就实现了。
徐祥临特别推崇日本的补助金农政，即政府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让农村固有的劳动力、土地和城市能够提供的非农产业资源高效配置，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曾报春指出，徐祥临所谈到的“非农产业资源高效配置”，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以农业技术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只有整个知识产权在农业中的运作由政府完全承担起来，相关研究机构和农业产业才能真正共同发展起来。
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相信黎小民会再次回到研究所，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把更多的智慧奉献给农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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