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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观察■本报记者耿延军
“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都被用在了技术发明、专利申请和联系转化上，现在已拥有六项国家专利，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回报，每年还要付出一笔不菲的专利维护费。”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周仲平近来很是郁闷：由于所发明的技术专利没有得到转化，他还没有收回一分钱，可在发明制作、检验、寻找合作伙伴等方面，他已经花了十几万元。
在安徽，类似周仲平这样因发明而致“贫”的现象还有很多。资料显示，安徽省自2001年以来，共登记成果2364项，其中应用技术成果2164项、软科学成果32项、基础理论成果171项。然而，丰硕的科研成果背后，却存在着成果转化难题。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为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都曾实行成果“低价转让”甚至“零转让”的鼓励措施。即便这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仍只有30％，真正形成产业化的还不到10％。有关人士估计，“十五”期间，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5％。
作为国家惟一的科技创新试点城市，安徽省会合肥现有“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多项国家重点科研设施；拥有选键化学、结构分析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3个；有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38所为代表的国家和省属、部属科研院所72个。科技实力雄厚的安徽与西藏、贵州、甘肃一起，成为全国四个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投入比例严重倒挂的省份。
科研与市场的错轨
“我认为，不能单纯地问为什么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价值，应该看这些成果最初是不是为了市场化而发明的。”安徽省科技厅成果与市场处的一位负责人如是说。他认为，与热情的非职业发明者相比，一些设备先进、条件优越的专业科研工作者把科技发明当成职称晋升的“敲门砖”，高校中现行成果评价体系多以承担科研项目的重要性和数量为考核标准，对于科技成果是否能够产业化几乎没有涉及。专业科研机构则致力于本单位获得多少项目立项，得到多少科研经费的支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院墙”内的人大多对科技成果产业化不甚关心，自娱自乐于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科研机构在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后，立即将经费和精力投入下一轮科研项目，研究人员“该得到的也都得到了”，丧失了当初的激情，费尽心思的发明最后被束之高阁。
“高校不以成果产业化作为评价标准，因此，专家、教授依照市场要求做科研的积极性不高；据我了解，中科大、合工大等高校很多成果做出来了，却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合肥水泥研究院院长徐宁认为，高校观念落后是导致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实现转化的原因。一项调查显示，约64％的专业科研人员认为了解与自己科技成果相关的市场，其中50％的人了解市场是通过一些大众媒体（报刊、杂志、电视等），26％的人是通过网络查询，而借助专业市场调查机构了解市场的仅为4％，通过企业了解市场的仅为2％。研究机构中的科研人员对真正的市场知之甚少，闭门造车，自然难以“缝合”科技与经济这“两张皮”。
后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科技成果的中间试验简称“中试”。按照科学规律和实践经验，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科研、成果中试、成果转化的投入比例为1∶10∶100，也就是说，假如研究的投入为1元钱的话，中试需要10元，而成果转化的投入则是100元。安徽省许多专家认为，后期科研经费匮乏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经费捉襟见肘的矛盾日趋激烈。业内人士介绍说，基础研究部分的科研经费主要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承担，只要项目获准，这一部分经费一般都能得到保障。而取得基础成果以后深入进行应用研究时，仅是“中试”一环的投入即是基础研究的10倍，政府由于财力有限，很难再一包到底，于是研究成果越多，政府的负担越重，后期投入的欠账也越多。科研单位自然是无力承担这笔费用的，缺少了“中试”与转化环节的科研成果就成了屠龙之技，难以有充足的理由去说服别人接受。这时，如果邀企业加盟，他们往往担心技术风险大而不愿投入。
去年，在中国合肥资本与高新技术对接会上，安徽某大学为一个科研成果做路演时，一位外国风险投资商疑惑地问道：“我相信你们的成果前景你们说得那样好，可在后期转化方面，你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科技成果转化难并不是安徽一省的难题，国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对此曾有“世纪顽症”的惊人之语。1985－2003年，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总量为30多万件，增长速度位居世界首位，但我国专利技术转化率却不足10％，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约在60％～80％之间。安徽是传统的科技大省，合肥又是国家惟一的科技创新试点城市，也许中央期待的正是他们在科技成果转化上能有一个“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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