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免费教育，增强民族竞争力

　　■一家之言■张小红陈南通

　　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当信息社会来临的时刻，其重要性远不如前，替代它们的是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没有创新的企业必然为市场所淘汰，没有创新的民族必然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特别是创新性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知识的扩散，是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源泉 。所以，为了增强我国企业和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必须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加速知识的扩散进程，全面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而所有这些必须依赖于教育的发展。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国情以及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情况，我们认为，实施免费教育制度是增强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关键。教育投入是具有高回报的投入，民间教育投入会造成教育对民众的不公平性，加剧社会分化的程度。中国政府有必要也有能力承担起全部教育支出。

　　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或其他投资而言，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2000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2003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教育是一个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行为，根据他的精密计算，教育的回报率可以达到30％至40％。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而我国目前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比例高于众多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严重性甚至更甚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据测算，现阶段中国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占的比重分别为30％和2．5％；而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7％和5．4％；韩国分别是30％和3．7％。所以，如果用人力资本投资来代替物质资本投资，将会取得更大的经济报酬。赫克曼还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与物质投资相比，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减少了对物质投资的回报，降低了物质投资的积极性。因此，每年政府大量向企业或者工程项目投资，那是一种追求低投资回报率的不理性行为。

　　教育投资的高回报性主要体现在它能改善劳动力的知识构成，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查表明，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和他的工资水平是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能够促进物质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正是通过提高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产出效率，使得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教育投资的回报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它还能释放出综合的效应。首先，知识的增加会使人有更强的自由思考能力，也会带来更多的个人幸福感。其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增多将有利于社会更加健康稳定发展。比如，他们可能有更稳定的婚姻，在生育方面更重视人口质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又更加重视健康。再者，教育投资还可以对个人的消费行为、资产管理和选择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教育投资只占

　　国家财政的很少比例

　　目前，中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为1400亿人民币左右，约折合170亿美元，仅占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1500亿美元的1．5％；而中国现有学龄人口数量为2．14亿人，占全球教育总人口的22％。中国用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教育着占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是否可以像宣称我们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那样自豪呢？不但不应该有一点的自豪，反而应当看作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进入知识社会反而对教育表现出如此的漠视？人均教育经费的低水平，是以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低下为代价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尚且能够支持大学免费教育及助学金制度。近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府财力大大增加，却实行了大学收费学习的制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下降，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比率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有限的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增加，在最近几年却主要投入到并不缺钱的少数重点大学。与此同时，多少农村孩子和家庭，因为要缴纳高昂的大学学费，而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在校大学生、毕业后的大学生、甚至部分家长因为沉重的经济负担而自杀。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一种严重失职和失策。

　　从横向比较，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等，也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等国。

　　扩大有效需求也需要教育投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又陷入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泥潭。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国家每年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使得很多的民间资本也没有较好的出路。当出现某个热门行业时，所有的投资一窝蜂而上，最终又因为严重的重复投资而导致效率低下。在尝试了房地产、汽车、钢材等众多行业的重点发展之后，政府需要认识到投资教育才是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国内需求的有效手段。

　　教育是一种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产业，投资教育势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增加的教育设备需求可以促进制造业和科技、信息等产业的发展；教育科研用房、师生住房和生活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建筑、装修等行业发展；教育教学活动可以带动文化、咨询等行业的发展；学生的业余活动可以带动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的发展。围绕教育，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需求群体，对相关产业的推动力不可低估，甚至有人乐观地预测：在不远的将来，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及普通高校有望成为所在城市的支柱产业。

　　教育投资在扩大需求数量的同时，还能够改善需求的质量。比如，国民素质的提高，能够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能够带来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迅猛崛起，这些产业具有的高竞争能力是传统产业无法比拟的。同时，这些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更长的生命周期，从而使有效需求更为持久。

　　把教育办成盈利产业

　　不符合我国国情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部分西方国家从福利型走向了小政府型。他们认为教育如果由政府部门垄断会带来低效率，所以教育也应该像其他产业一样，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获得发展。但是笔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逐步实现教育产业化发展，是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如果将产业化的道路移植于较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将会使教育失去公平性，造成更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教育产业化道路应该立即叫停，不能再推广。

　　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公平性有两个前提，首先是每个人必须享有广泛的基本自由权，其次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所有的地位和职务都向所有的人开放。我们认为，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而言，吃饱穿暖有住所是其基本自由权，而受教育也是其基本的权利。所以无论实行何种教育政策，不能以剥夺部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为代价。西方国家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是在收入水平普遍较高，社会教育资源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实行的。而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3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而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学费都在5000元以上，一年学费在万元以上的亦不少见。如果再加上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开支和必要的学习费用（比如课本费、文具用品费、考试报名费等），每月的开支在400元以下就非常拮据。即使按最低标准计算，大学四年的总支出便达36000元。这相当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15倍。而对于生活处在平均水平以下的农村居民来说，支付如此昂贵的教育费用简直不可想像。以高收费为特征的教育产业化将部分穷人的孩子排除在享有基本受教育权利的人群之外，从而使穷者愈穷！这不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在想方设法扩大内需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妄图通过加大居民的教育投资来刺激疲软的中国经济。但是事与愿违，对于富人来说，教育投入只占其总支出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穷人而言，教育投入只能将他们的其他消费支出完全挤压掉，又如何能增加总的消费支出呢？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在国企改革攻坚、再就业压力膨胀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试图通过扩招的方式，将适龄青年推入高校以缓解就业的压力。但是几年之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2002年到2004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都只能在70％到80％间徘徊，也就是说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学生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这还没有考虑统计中的水分。

　　总之，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盲目引进西方的教育产业化模式，在没有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之前，会使得很大一部分居民没有接受教育的经济实力，重新陷入恶性循环的累积贫困中，完全背离教育的公平性目标，不利于我国整体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

　　是否实行免费教育，既是一个

　　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加大国家教育投资，有利于保障全体国民受教育的公平性，不会使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教育自费只会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向富人倾斜，而剥夺了穷人仅有的一点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导致社会的更加不公平，增添不稳定因素。

　　温家宝总理曾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免除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这是一项能够让农村青少年接受基本教育，让他们在未来和同龄人的竞争中拥有基本武器的国策。这是非常正确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奋斗的目标，而知识的殿堂向全体国民开放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桥梁，任何引起教育不公平的行为都将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所以，是否增加国家财政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不仅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竞争能力的决策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政治问题。我们强烈建议，中国的公立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制度，至少可以实行和20世纪80年代一样的政策，即对于农村或城镇无固定收入家庭的孩子，实行全额助学金制度，保证他们在学习期间无后顾之忧；对于父母中一方无收入的孩子，可以提供部分助学金；对于父母均有稳定收入的家庭，可以不提供助学金。

　　（作者单位：北京石油

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