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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拙文《大学共建名额倾斜应有度》发表后，葛剑雄教授认为“讨论问题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对招生名额仅仅强调应该做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怎样才能做到。”对此，笔者是十分赞成的，正因此，笔者才没有完全反对招生名额倾斜。我们既然要尊重实际，就更要在公开的基础上明算账、算细账，而不能任由地方政府漫天要价。
笔者提出大学招生名额倾斜应公开进行，葛教授认为各校并没有刻意隐瞒。实际上笔者所说的公开并不是指最终各省名额的公布，而是指决定招生名额的过程和理由公开。作为全国性重点大学，为什么在此省招这么多人而在彼省只招几个，要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方面，全国几乎所有的重点大学都还是空白，只有今年宣布按人口比例招生的中国政法大学是个“异数”。
我认为以“构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985工程是原有经费上的追加，也是有根据的。还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每年约有经费人民币20亿元，985工程提出后，中央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末拨给北京大学18亿元人民币的特别经费，2004年至2007年又再编列18亿元人民币的特别经费给北京大学。我没有查到国家每年给复旦大学的经费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参照北大，光靠每年3亿元（含地方政府1．5亿元）的985经费根本不足以维持复旦大学的日常运转，更别提其大兴土木的事了。我所说的“追加”，是中央政府的追加，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追加”。
葛教授认为“没有哪位大学校长不想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招优秀学生；在国家保证教育经费并下达明确政令的前提下，没有哪一位会以增加本地生源的手段去讨好地方政府。”这话我相信。但也应该承认一个基本的现实，时下许多大学校长乃至大学教授其实是学术其表官员其里的，这是由现行大学管理体制决定的。于是乎，他们对“优秀人才”、“优秀学生”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与实际情况也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按人口比例招生的做法，北京大学参与了近20年高考招生工作的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样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的。”
同时，没有地方政府那点共建费用，复旦大学是否就难以为继？2004年复旦大学的当期固定资产是22亿元，就算985工程每年3亿（其中地方政府占一半）就足以维持复大学的运转（而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北大每年有20亿人民币国家固定投资，料复旦也不会差得太多），那也是和22亿元固定资产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不算无形资产、不算中央政府每年对复旦的原有投入，平均每年地方政府投入的1．5亿元，也只占全部有效资产的6．8％；剩下的名额，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较公平的话，上海应该分得的名额应是1％，加上上述6．8％，合计7．8％。然而，复旦大学2004年在上海的招生名额占招生总人数的44％！
2004年复旦大学有各类学生近44300余人，其中博士生3500人，硕士生7500余人，普通本专科生15700余人，外国留学生2200余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8400人，网络教育本专科生近7000人。地方政府每年1．5亿元投入可以支撑得起其44％的大学规模吗？
光阴催人老啊！985工程转眼过去八年了，不见哪所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靠近一步，反而只见重点大学富得流油的同时，其境界却似乎越来越小，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重点大学生源越来越地方化。
中国的大学不是没有钱，而是重硬件轻软件更轻人才，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剑桥每年经费只有1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基础建设，而90％的经费用在人的身上。我们的情形可能相反，看看各大学气派十足的新大楼就知道了。
今天在“窝子的世外桃源”（ＷＯＺＹ．ＮＥＴ）里看到这位复旦学子对母校的建言，摘几句：“现在的复旦大学，在一些网友口中，成了‘上海复旦大学’，‘阿拉复旦’。这让我们这些老复旦人感觉脸红。老实说，在上学的时候，接触的任课老师水平有参差不一，有好有坏，并不是个个都让人自豪的，但是可能最让自己自豪的，是有一群来自全国各地聪明的优秀同学。但是目前这种招生政策太过分了，是在毁坏复旦的声誉。复旦是全国人的复旦，不是上海人的复旦。上海本地生源比例的过高，很自然的结果就是降低复旦学子的总体水平，这是毫无疑问，毋须论证的。这也是严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比例的失衡、素质的降低，除了让上海市政府、一部分水平中等的学生得益之外，得到的将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不满。广大学生和家长的不满自不待说，连复旦昔日的校友和优秀的复旦学生，也觉得这是掉价。强烈要求母校能在今后尽快纠正这种教育资源分配的大不公，给更多辛苦拼搏满怀期待的中学生们以最公平的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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