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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与国际收支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截至今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高达到85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本是一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然而，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其负作用便凸现。比如粗放式的贸易增长弊端累累，外汇交易制度的制度性瑕疵重重等，使得国内经济面临的瓶颈愈加明显。因此，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
正是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相关宏观经济部门和货币政策管理部门开始采用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市场开放、汇率浮动以及扩大进口等组合政策措施来改进国际收支平衡。央行由此预测，在未来二至三年内，中国有望实现预期贸易基本平衡。我们暂时不用考虑“二至三年内”这一预测表是否客观与合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收支具有相当的“棘轮效应”。
“棘轮效应”最初来自对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的研究，其含义是指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来决定消费，所以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则难。我国外贸增长与外汇储备，无不情同此理。受以往增长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其转型未必能像当局的预测一样顺畅。
从“棘轮效应”可以看出，令抑制经济非良性调整增长的政策效果“打折扣”的行为主体，不是政策本身，而是市场中的企业与消费者等实体。所以，对于我国国际收支的转型，一方面需要出台诸如扩大内需、汇率浮动等多层次多类别的宏观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关注一些微观市场主体面临的窘境。
比如在利用外资和扩大内需方面，与国企相比，民企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往往精打细算，其获取的利润能迅速转化为福利；然而如今民企无论在海外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特别是在并购国企、进入垄断行业及公共事业等领域，仍然面临着诸多无形的屏障。再如我国外汇交易市场，现行的交易主体基本上全是金融机构，众多“草根主体”只能“望汇兴叹”，这与全球外汇交易合约中有一方不是金融机构占到所有合约的40%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以说，我国外贸增长与外汇储备正在进行第二次转型。笔者认为，当下我国宏观经济和谐发展的政策供给可谓充分，问题在于执行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冲突与断裂。
“十一五”期间引导我国国际收支平衡重要的一面，在于引导国内各微观市场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调节这一分配过程的良方，是市场自由度的充分延伸，特别是弱势行为主体话语权的拓宽与福利的增进。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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