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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宇新
全球廉价资金的时代已接近尾声：3月2日，欧洲央行再次升息，将基准利率升至2.50%；3月7日，加拿大央行连续第五次升息，将基准利率升至3.75%；3月29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由4.50%增至4.75%。这是美联储连续第15次加息0.25%。
对近来“中国也将提高利率”的说法，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李超4月3日在“金融知识展览上海巡展”上称，中国银行的利率调整要视经济运行的状况来定，目前“不到加息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时机已到”？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
据了解，从当前中国的利率体系看，市场化的利率如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显然不在加息之列；在央行直接控制的利率体系中，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的效果不大，因为这几年充足的流动性使得金融机构甚少依靠央行的贷款和贴现，而提高准备金利率又同改革利率体系的大方向不一致；所以，加息只能是加存款利率或贷款利率，这两种利率在当前都属于管制和半管制的利率。
“中国放弃了使用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于是，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不管经济发展的状况，都不用利率作为调节手段。”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率稍稍一动就会产生巨大的作用，但是，相对于通过行政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这个作用并不是政府所期望的。
他表示，如果提高利率，由于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贷款，利率提高了则它的成本增加，增加了负担，对国有企业十分不利。但是民营企业却承受得起，这样就有利于民营企业投资，因此不能用提高利率的手段，而要采取行政手段，这样就做到了“有保有压”。但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冷热兼存的尴尬局面，投资看起来很热，但消费却没有热起来。“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应该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但是从房地产和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应该提高利率。投资热和消费冷所存在的矛盾，是国内经济的两难。”袁钢明说。
从投资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投资很热，在两个方面都应该提高利率：一是普通的投资市场，二是房地产相关企业。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情况则相反：首先，消费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从去年开始在一点一点往下滑，虽然不明显，但是没有往上走的趋势。其次，由于消费比较弱，体现在储蓄上，大家都不愿意花钱了，都往银行里存，如果提高利率，储蓄就更多，消费就更加疲软。最后，消费弱的背后又造成了通货紧缩，如果提高利率的话就更行不通了。
从货币市场来看，现在的货币量过多，收缩货币才有利于提高利率。但是从外汇市场的角度看，如果提高利率，则会造成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加，导致“热钱”的涌入等等，所以现在也面临着两难处境。
“既然怎么走都不对，无论升和降都不合理，那么不动最合适。”袁钢明总结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煜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货币市场的利率，不能够反映中国资本市场的供求状况，“现在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是脱节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运行存在一个很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大量的钱存放在银行，导致银行的流动性过剩，大量的钱囤积在货币市场空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中。这样空转所形成市场利率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的状况，这样的利率没有经济变量的调节功能，也没有有效的利率传导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中，结构性融资的矛盾特别突出，银行所有的钱都希望流向发达地区、大城市和大项目，都去争夺大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相当难。正是对应了这样的结构性矛盾，民间融资或者地下金融的规模才变得非常大。而这一部分是在央行的宏观调控之外，如果利率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资金供求的状况，体外循环所形成的利率可能更加具有代表性。
因此，刘煜辉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动，因为动了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中国，目前控制信贷是最直接的宏观调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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